但是，匈牙利裔英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拉托斯（Imre Lakatos)在接受两者合理性一面的同时，认为库恩过于强调非科学因素对科学的影响，而且未提供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从而陷入了非理性主义。国内在译出波普尔和库恩著述的80年代，也翻译出版了拉卡托斯的几种科学哲学著作:《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The Methodol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ammes，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999年）、《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Proofs and Refutations :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康宏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与马斯格雷夫合著，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萧瑟:《客观的世界3的重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述评》，《读书》，1986[3]:30—35)

在中国科学翻译的这一时期,也译出了不少其他著名的科学论著，阐发的是对科 学的思考;还出版了一些科学史翻译专著和专门学科的科学史译著。

在科学方法论方面,1979年2月出版了英国动物病理学家W•I•B•贝弗里奇的著作《科学研究的艺术》（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早在1961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出版过金汝煌的摘译本，著者名译作“彼维雷奇”。新译本由陈捷根据 1961年印行的1957年第3版修订本译出，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发现的种子》（Seeds of Discovery)。据王鸣阳介绍，英文版的《科学研究的艺术》是其在大会礼堂一角堆积如山的待处理的废书中偶然发现的，翻阅过后 才推荐给有关编辑室，得以列选后组织翻译出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了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A. F. Chalmers)所著的 《科学究竟是什么》,该书由查汝强、邱仁宗、江枫等人合作翻译。书中就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当代西方一些主要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拉卡拉斯、费耶阿本德、库恩等对科学的性质、科学的本质特征等问题的思考，著者还在介绍中提出了批评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有关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众多著作中，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微电子学与社会》是与众不同的。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s）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的激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sbitt)的《大趋势》充满了对当代社会变化趋势的感喟，而《微电子学与社会》则流露出对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世界的忧虑。 1970年，托夫勒通过《未来冲击》一书预测未来的技术进步，曾被认为 是耸人听闻的。自1971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的青年电子工程师霍夫等人制成第一块单片式微处理机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198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由西德冶金工会研究人员金特•弗里德里奇（Guether Friedrichs)与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 (Adam Schaff)合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Miroelectronics and Society )这部报告，分析了微电子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该书在出版后，即在西方各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数量高达500万册以上。198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出版了由李宝恒等人合作翻译的中文版，科学普及出版社又于1986年出版了译 书的简明本。

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和发达，各种形式的伪科学也巧妙地打起科学的旗号，跻身于科学之列。瑞士丹尼肯（E. Daniken)所著、吴胜明翻译的《众神之车：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就是这样的一种译书，该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初版于1981年。

与该书内容大致交叉的另一译著《奇事再探》（Exploring the Unknown-Great Mysteries Reexamined)，虽然叙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那些事件，但书中的观点恰好与《众神之车》相悖。前者的原著者是美国人卡佐（C. J. Cazeau)、斯科特（S. D. Scott)，陈元璋等人翻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3年初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