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科技作品的内容都是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是在长期的观察或实验中得到的，首先是以假说的形式提出，然后再根据进一步的实验加以验证。科技作品的读者关心的便是这些事实，他们很少也许从不在乎作者的风格如何。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出于一种感官上的需要去读科技作品。也许他们会有一种精神享受，但这种享受必定与阅读拉斯金或史文朋的作品时获取的享受大异其趣。所以阅读一本科技书很少是因为作者的风格是如何吸引人，事实上科技作品的作者倒是力图戒免自己的风格，所以译者的任务仿佛轻松许多，毕竟长期困扰他们的风格如何传译的问题一下荡然无存，他们不必再戴着镣铐跳舞，为不能在自己的译文中展示原作的文采而担忧，也不必为跟不上原作者的韵律而难过。但是反过来说，不传译风格又成了他们的一 大清规戒律，不得随意违反，更不可妄自加入自己的风格。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说过：“译者应该像原作者，超越原作者不是他的职责。”约翰逊博士没想到自己一句戏言，成了后世科技翻译的神诣。

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考虑到风格问题，科技作品 的作者行文的时候都有一条至高无上的宗旨：叙事逻辑上的连贯及表达上的明晰与畅达。这无疑是读者想要的东西，也是科技翻译工作者追求的理想翻译境界。

科技作品要求表达明晰与畅达往往容易导致枯涩与沉闷的文风，这与科学家的本性无涉，而要追溯到自17世纪始便形成的传统。我国学者刘宓庆在《文体与翻译》中论述了科技作品的文体总貌:为了避免行为晦涩，避免表露个人感情，避免论证上的主观随意性，科技作品“总是力求少用或不用描述性形容词以及具有抒情作用的副词，感叹词及疑问词”。科技作品的语言力求“平易和精确，因此尽力避免使用旨在加强语言感染力和宣传效果的各种修辞格，忌用夸张，借喻，讥讽，反语，双关及押韵等等修辞手段，以免使读者产生行文浮华，内容虚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