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译与直译的高低经常被简单地看作不同翻译方法甚至具体的技巧的长短，因此围绕这一问题翻译史上一直争论不休。与此相比之下，关于翻译中可能出现的不译的情况及其与意译的关系问题却没有引起很多人特别注意。就中国翻译史而言，曾经主持佛经翻译的大唐高僧玄奘似乎特别注意不译的适宜性及其种种具体情况。他认为有五种情况可以不译：神秘语，多义词，译语文化空位词，已通行音译词以及特殊而神圣的词语。

由于不译是翻译的反面，而翻译就是翻译意义，所以音译词就是不译。然而，不译还可以是原语形式完全照搬。对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正如唐僧玄奘所说的，不译并非不能译，而是不译与翻译比较之下不译更加适宜。如“般若”与“智慧”，“释加牟尼”与“能仁”，“阿褥菩提”与“正偏知”，“菩提萨垂”与“大道心众生”虽都有可比之处，但皆宜不翻。即使是在当代，这种以不翻为宜的情况也是比比可见，如“T一恤”不译“短袖汗衫”，“made in USA”不译“美国制造”，“music TV”不译“音乐电视” ，“CD”不译“密集盘”，“CPU”不译“中央处理单元”，“e-mail”不译“电子邮件”，甚至连“伊妹儿”这种音意兼顾，使人对这种信息时代的特别技术产生既遥远又亲近的感受的译法都难以流行。

诸如此类的不译，与意译、直译相比，其文化含义最为明显，具体说来就是：

1.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现象，既是该民族特有的，又是人类所共有的。各民族的文化可以相互移植、融合，从而形成全球主义文化观。

2. 语言与文化一样，都是开放的体系，都具有自由的包容性和重组的可能性。

3. 语言与文化现象不译而能被接受，必然另有解释或说明，而这种外在的解释或说明实际上也属于广义的翻译。所以，我认为翻译有“内在”与“外在”之分，内在不译的可以有外在的释义，此处不译的彼处可有解释。文化交流中的翻译始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如果采取跨文化交际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不译和部分不译的原因，很多民族的固有文化都曾经出现过与外族文化大融合的现象，如罗马之于希腊，希腊之于波斯，古日本之于中国汉唐，中国汉唐之于西域各族以至古印度，盎格鲁-萨克逊之于日尔曼，于拉丁，于非洲和印度，当代日本之于现代化的欧美……。所有这些大融合现象都充分说明，文化的交汇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和交融。

在上述三种不译的文化含义中，我认为对当今翻译理论及其与实践的关系最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是第三种含义，即由内在翻译与外在翻译所构成的整个翻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部分翻译、部分不译的种种具体情况，比如，所谓直译就是译出概念与思想而不译其整个语言思维习惯；所谓音译就是以内在翻译译出其音，以外在翻译解释其意；所谓创造性翻译就是一次性以内在翻译译出尽可能全面的意义。所以，认真分析并深入研究这一整个翻译过程，是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出发奠定当代翻译学基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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