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乃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各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各民族的精神也就是它们的语言。”不同的民族自有其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如色彩这种文化共有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意义相同，但表现在中英两种文化中某些相同色彩却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如英语中的green一词，在表示“青葱”、“青春”、“未成熟”、“生机勃勃”等语义时与汉语对应词“绿色”一致。但green一词所含的“嫉妒”、“妒忌”之意在汉语“绿色”一词中却是空缺。因此，英语“green-eyed”译成汉语时便成了“嫉妒的”、“眼红的”。我国元明时期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后喻妻子有外遇者为“戴绿头巾”或“戴绿帽子”。汉语中的这层含义与“绿色”关系密切，而英语中的对应词“green cap”却与汉语“绿帽子”之意南辕北辙，毫不相干，而语义与之对应的“cuckold”却又与“绿色”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见，英语中的“green cap”在表达汉语“绿帽子”之意时出现了语义空缺。弥合此类空缺的首选方法是寻求语义上的深层对应(semantic equivalence)，而不是词语对词语的表层对应。故此，汉语中的“戴绿帽子”译成英语应是“cuckold”而不是“wear a green cap”。同样，汉语中的黄色影片是“blue(或pornographic)movies”,而不是“yellow movies”,桃色新闻是“the news of illicit love”,而不是“pink news”,龙颜大怒是“The emperor got black with anger”,而不是“The dragon looked furious”;英语中的black and blue是“青一块紫一块（或遍体鳞伤）”，而不是“黑一块蓝一块”；a black sheep是“害群之马”，而不是“黑羊”；white night是“不眠之夜” ，而不是“白夜”。如果就色彩而论色彩，其结果必然是词难达意，语义空缺仍将无法弥合。

东西方文化差异体现在色彩方面仅仅是一个侧面。在数字、时间、动植物、地理方位、道德观念、内在气质等方面也均有明显的表现。此类因素造成的语义空缺，在翻译中一般也应遵循语义优先的原则。如果能做到语义上完全对等，形式上与源语一致，当然是两全其美的最佳选择。但有时往往不必要，也不可能去苛求两方面的至臻至善。

语义空缺的另一主要方面则表现为语义辐射面的不重合性。一词多义(polysemy)是人类话语的一种根本属性。同一个字词，出自不同的言语者(addresser)、不同的言语场合(situation)或不同的语言环境（context)，均可能产生不同的含义。“一个常用词其词义可以从日常生活领域游移至体育、化工、医学、军事等领域……向不同领域辐射其词义，形成一个语义辐射范围（semantic radiation range)”。英语和汉语中的大多数词汇都有其大小不同 的语义辐射范围。但英汉对应词之间辐射面的大小未必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重合的，如英语中的“flower”与其汉语中的对应词“花”，其基本语义相同，都表示“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个别情况下引申含义也相同，如两者都可以表示“精华”。但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两者的差异却很大：英语“flower”用作动词可表示“开花”、“发育”、“成熟”、“繁荣”等义，而汉语中的“花”却无“发育”、“成熟”、“繁荣”等义；但“花”作动词时(如花钱、花费）所获得的语义对于“flower”也是空白。故此，两者作动词时都出现了语义空缺。此外，出现在不同的语言和言语环境中，“flower”与“花”的语义辐射面也相差很大：在语言交际中，汉语中的“花”可以获得数十种乃至上百种意义，远比英语中“flower”的语义丰富。如“花魁”、“寻花问柳”、“花街柳巷”、“花柳病”；“黄花”可指“黄颜色的花儿”，也可代称“童贞男女”；“野花”既可指“山野道旁生长的花儿”，亦可喻“妻子之外的有情女子”；“花瓶”不仅可指“用来插花的容器”，也可指谓凭姿色谋得职位的“女秘书”。至于“挂花”、“出花”、“眼花”、“花镜”等词的语义已与“花”的原义相去甚远，但毕竟还在其语义辐射范围之内。上述诸例与英语“flower”的语义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由此可见，花的语义辐射面远远大于“flower”的语义辐射面。如果将两者的语义辐射面重叠(如图），则会发现明显的语义不重合——语义空缺。

△ABC表示“花”的语义辐射面,△DBE表示“flower”的语义辐射面，重合部分△BEF表示两者的语义对应部分，非重合部分四边形AFEC和三角形BDF即是“flower”和“花”的相互语义空缺部分。

重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