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的学者中，许多人都对隐喻提出了新的认识，其中最突出的是钱钟书先生，他把比喻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并予以全新的认识。他提出了“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钱钟书，1979：《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一全称肯定命题。此论把比喻提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从理论意义上，这一认识与隐喻是语言的本质已近在咫尺。而且，钱氏的“文学”概念又属泛指，意思接近于一切言语活动。早在几十年前，钱钟书就指出比喻不仅是一种描绘能力，而且它是和性情、想象力、认知能力紧紧

相连的。它是天才的智慧结晶，是对世界形象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逻辑的依据，……一个比喻就是截割的类比类推。在所比较的两桩事物中间，至少有一点相合；否则，修辞学上的比喻牵强，便是逻辑上的不伦不类。当然，比喻的好坏不尽是逻辑上的问题：诗人能见到‘貌异心同’的地方，抓住常人所看不到而想得懂的类似之点，创造出新的比喻。(钱钟书，1933：评《落日颂》）

尽管钱钟书在比喻的认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国学者大多还都是从修辞角度研究隐喻的，而且主要关注隐喻与相近辞格的对比方面，如隐喻与明喻、隐喻与转喻等辞格的对比。“至于隐喻产生的原因、理解机制和认知功能，汉语修辞学界至今未有人深入系统地加以探讨。”（束定芳，2000：8）可喜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外语学界已有人撰文讨论隐喻问题，不过起初仍然停留到辞格的对比方面。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外语界学者们开始在一些主要外语刊物上撰文引介有关国外隐喻研究进展的情况。比如，《现代外语》1994年第4期刊登了“隐喻与科学概念”一文，介绍了《认知与修辞性语言》一书中有关“隐喻与科学发现”的主要观点。《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隐喻的语用观”一文，介绍了列文森(S.Levinson)《语用学》(Pragmatics)一书中有关隐喻与语用学方面的内容，《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刊登了林书武对《隐喻，其认知力与语言结构》一书的评介，次年本刊第2期发表了赵艳芳对《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外国语》1995年第5期发表了严世清的“隐喻理论史探”，介绍了“替代论”、“互动论”等主要隐喻理论观点。不过，总的来说，国内关于隐喻研究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更遑论隐喻的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如果要想与国外同类研究平等进行对话，无论从研究范围还是从研究深度方面都需要有识之士下大力气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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