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考夫（G. 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 在“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把隐喻的功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认为，人们的生存离不开隐喻。作者认为：隐喻不仅贯穿于语言，而且贯穿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日常生活充满了隐喻。隐喻不止是语言问题，即词语的问题，它还牵扯到人类思维，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隐喻性的，因为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体系从本质上来说是隐喻性的，称“隐喻概念体系”（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我们以一个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于是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et al,1980：3-6）莱考夫和约翰逊从不同角度提出两个新的类别：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情感隐喻（affective metaphor)。情感隐喻主要表现思想状态（states of mind），无论个人或是集体均是如此。纽马克（Newmark)认为，概念隐喻是基本的且具有普遍意义的（basic and universal)。它与修辞格中的隐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是：概念隐喻是建立在修辞格隐喻的认知分析基础之上的，只有将修辞格隐喻的分析的结果（认知功能）用于一般语言的研究中才能产生所谓“概念隐喻”。而它们的区别是：概念隐喻是内在的，修辞格中的隐喻是外在的。在理解“概念隐喻”时要把握几个基本要点：(1) 概念隐喻也可称为“隐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它是内在的，所以只有在概念化过程中才能“看”得到；（2)“隐喻概念”本身不是直接的言语表达方式，尽管它在深层制约着言语表达的方式；(3）“隐喻概念”是从一般日常用语中总结归纳出来的；(4）根据莱考夫的研究，隐喻概念一定要有语言的繁殖(generating)能力，即隐喻概念的系统性。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概念在莱考夫的隐喻框架内不能称为“隐喻概念”或“概念隐喻”。（谢之君：38）

以下采用“概念隐喻”的新理论，就英语和汉语中的语言事实作一对比探讨。

概念隐喻的民族性。概念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隐喻思维模式的共性，但有时也跟普通隐喻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即民族性(nationality)。首先，尽管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中具备同一概念隐喻，但对该事物的所有隐喻表达式并非都无一例外地按照同一概念隐喻建构，因此不可能一一对应。譬如同样谈及“理论”，下面两句意思一样，但显然出自不同的概念隐喻。

[1] That theory doesn't hold water.

[直译]那个理论装不了水。

[意译]那条理论站不住脚。

[分析] 英汉一比，即可看出，英语仍然遵循“容器”概念隐喻，而汉语却把“理论”比作“人”，说它像一个“人”站得住或站不住脚，前者是死的物体，后者是活着的人，截然两种形象。

[2] What he knows is only to delve into books.

他只懂得啃书本。

[分析]汉语按照食物概念隐喻说啃书本，而英语却按空间隐喻概念，把书当作土地挖掘，delve在古英语中是挖、掘（dig）的意思，读书就像农民挖地一样，通过细心耕耘，才能得到丰硕果实。(李国南，2001)

有些概念隐喻是各自民族所特有的。中国人历来把政治斗争看作一台戏。中国的官员就职、离职分别说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项略有夸张的计划会被称为“唱高调”；还有什么“出台一个新政策”，等等。

[3]于是锣鼓响起来，马科长和王科员粉墨登场，唱了一出“小放牛”。（巴金《雪》）

[4]在政府未还都以前，也曾密锣紧鼓地酝酿过一番改组的声浪，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国务委员的名额分配上，便碰上了暗礁。(郭沫若《天地玄黄·关于非正式五人小组》)

[分析]例都是描述官场斗争的，都不谋而合地将它说成“戏”。把官场斗争活动当作演戏是中国人特有的比喻。应该说，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频繁更迭、改朝换代而换汤不换药的特定历史在国民心理中积淀和凝固起来的一个概念隐喻。封建官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切弄虚作假、变幻无常，故汉语素有“官场如戏场”的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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