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赫曼斯提出了文化学派的新的研究途径，也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翻译研究派”或“文化学派”的活动所形成的新的研究范式。赫曼斯对这批学者的共同特点进行了概括，也即“简单说来，他们都将文学看作是复杂的、动态的系统；都认为理论模式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认同描述性的、以译文为中心的、功能性以及系统性的文学翻译研究方法；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过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感兴趣，对翻译和其他类型的文本加工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对翻译作品在特定文学和文学间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兴趣”。

赫曼斯的这一概括相当精辟而又准确，把握了文化学派的核心本质，即以系统理论为基础，以译文为中心，以描述性研究为方法，对制约翻译产生和接受的机制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进行研究。

赫曼斯接着又详细评述了该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即埃文一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为翻译文学的研究提供框架。它简单而清晰，是一种很吸引人的认知工具；它又足够灵活，富有包容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形和事例。”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描述性研究“不是给下一次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是对现存翻译进行评判，而是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尝试确定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因此，这类实证研究多具有历史性的本质。

赫曼斯列举了学派发展的几次重要会议，并指出学派成员的许多研究成果大量散见于各类期刊之上，还有些是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这类著作多出现在比利时、荷兰和以色列，以荷兰语、法语或希伯来语写成。论文集《文学操纵：文学翻译研究》则集中展示了学派的英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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