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根茨勒（Edwm Gentzler,1951-)是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翻译中心主任、比较文学博士、翻译学教授。他的成名译学著作是1993年出版、2001年再版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另于2002年与玛丽婭•提莫茨科（Maria Tymoczko)合编了《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并与巴斯内特合作主编了一套译学丛书《翻译专题论丛》(Topics in Translation Series)。他发表的多篇译学论文中，较重要的有《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来自内部的挑战》（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hallenge from within，1999)、《翻译理论:拓宽领域抑或限制发展？》(Translation theory：Expanding horizons or limiting growth? 2001)和《翻译、后结构主义和权力》 (Translation, poststructuralism,and power，2002)。

根茨勒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使人们对二次大战以来西方各个翻译理论流派的认识明晰化，并因此而引发翻译研究领域(包括我国翻译研究领域)对于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兴趣。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研究置于科学论、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不同视野中加以研究，并通过探索翻译(文学翻译实践)外围的“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来勾勒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轮廓，引导读者对翻译定义和分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二是，根茨勒在全面、系统梳理当代西方各种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公正对待一切系统”的多途径合作的翻译研究观。他认为，当代翻译理论像文学理论一样，都源于结构主义理论。而所有这些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无论是美国译坊学派理论对良好品味和文学价值的强调，还是翻译科学学派对 “翻译本质”的强调，或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对具有艺术功能的文学手段的强调、多元系统学派对“客观性”的强烈坚持，以及解构学派对现实文化交流的疏远，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囿于各自的学术圈子之内：各种学派对本系统所使用的术语要求非常特殊，而且术语有限;他们对理论“正确性”或“客观性”的追求往往趋于片面，都企图在牺牲其他视角的情况下去获得学界普遍承认。结果所带来的，仅仅是理论之间的不断冲突，而没有理论之间应有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导致学术研究走向边缘化。毫无疑问，翻译理论要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互相排斥的不良状况，加强不同学派彼此之间以及翻译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根茨勒看来，各个学派的理论，从美国译坊学派理查德（I.A. Richards)、维尔(Fredric Will)等人的文学翻译理论，到奈达、威尔斯等人的科学派翻译理论，再到列维、霍姆斯、勒弗维尔、佐哈等人的翻译研究派、多元学派和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它们在思想和方法论上其实是互为补充的。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破除不 同翻译理论注定会互相冲突、互为排斥的错误观念，而在思想和方法上的互相借鉴，不断形成新的途径，以及在新的平台上展开新的多途径之间的合作。

三是，根茨勒对翻译本质提出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他在《翻译、后结构主义和权力》一文中，分析了德里达、斯皮瓦克等人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以及在他们解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翻译理论家如韦努狄、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和鲁宾逊等人的翻译思想，指出新的翻译解释模式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传统，把翻译简单地定义为“从一种单一语言到另一种单一语言的转换”，而应把它看作发生在一种多文化形态环境和另一种同样多文化形态环境之间的转换。“在后结构主义的翻译中，新生意义的混合场景会得以开创，新的界限会出现然后被跨越，并常常带来异乎寻常的创造性结果。在这种情境下，翻译因充满了双关词、新创词、古雅词、玩笑词以及滑稽模仿词而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译者扮演的角色而言，在翻译过程中，他从来都不是中立派，而是一个具有语言和文化能力、拥有自己的行事方案的个体。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可能对翻译过程染上的色彩。就翻译活动而言，它不只是为一个统一的异己的“他者”提供一个窗口，它直接参与这个“他者”的构建。这样的翻译不再是没有头脑的反映文化抗争的行为，而是直接把真正的差异带到文化的前沿、为文化构建提供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我们不仅重新创造了我们的先辈，同时会为未来创造了新的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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