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1719-1796)是苏格兰阿伯丁的马利舍尔学院院长，他于1789年出版了题为《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A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 with Notes) 的译著。全书分两卷，第二卷是《圣经》译本；第一卷是他为译本写的导论，长达500页。这是一部专论翻译问题的著作。在这部书中，坎贝尔对《圣经》的翻译作了仔细而系统的分析，认为《圣经》的翻译应为文学和宗教两种不同的目的服务，并提出如何从词汇和语法方面取得对等翻译的应用理论。坎贝尔在理论阐述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人。

他引用大量实例说明他在《圣经》翻译中并未因循守旧。他反复指出《钦定圣经译本》的不足之处，特别对许多关键用词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例如，他把词汇和用词目的联系起来讨论。在翻译古罗马人使用的denarius—词时，他指出，从字面上看，这个词相当于sevenpence-halfpenny(七个半便士），但在《马太福音》 中这样译就不准确，因为耶稣要说的是denarius有“进贡币”的作用，而不是它的购买能力。同样，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5节中，用来罩盖蜡烛的蒲式耳量筒的容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把光罩暗，因此坎贝尔把它译成corn-measure (量玉米的器具）。很明显，这种观点是20世纪提出的“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动态对等”或“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风格比较”（stylistique comparee)等理论的先导。

坎贝尔对《圣经》语言希伯来语的造诣很深。他从原则上分析了希伯来语的特征，指出希伯来语是一种简洁的语言，“它的动词不像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很多语气和时态变化，也不像现代语言（即欧洲各民族语言）有很多的助词和连词。因此，在叙述体中，希伯来语像口语体一样，爱用多个简单句表达大部分其他语言只用一个由三至四个成分组成的复杂句所表达的东西”。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必须相应地采用结构简单的句子，以便正确地再现原作的风格。

坎贝尔在翻译理论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1）对翻译的作用和目的进行了说 明；（2）对翻译的实际过程与技巧进行了描写和分析；（3）对目的和技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论。同时，他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

(一）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

(二）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者的精神与风格；

(三）使译作像原作那样自然、流畅。

这三大原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事隔一年，即1790年，英国又出版了一部名为《论翻译的原则》的专著(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作者是泰特勒。书中也提出了三项原则，与坎贝尔提出的上述原则如出一辙。当时作者没有署名，书出版后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坎贝尔指控匿名作者剽窃了他的研究成果。泰特勒立即写信给坎贝尔，说明自己是作者，并且声辩他没有剽窃，因为在他的书写成以前，他并没有看到过坎贝尔的著作。他说“我认为两个相当精通批评理论的人，着手研究翻译艺术的原则，得到了相同的原则，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两人提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彼此相同，这“完全是一种巧合”。究竟有没有剽窃，这个问题是个悬案，难以论断。不过，一般学者认为，两位学者在同一时间研究同一理论，确有可能得出相同的结果。

然而，历史的见证表明，泰特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坎贝尔，因为他涉及的范围更广，研究的又是非宗教作品的翻译。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这些原则，而在于确立了应用于翻译艺术中比较细微的和难于对付的从属规则和理论，在于从大家承认了的一般原则中推论出这些规则和理论，并举例证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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