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翻译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下列特点：

1. 由意译（介绍故事梗概，有所删节，甚至有所增添）逐渐向直译（忠实于原著）发展。

最初翻译外国小说，只介绍故事梗概，如《一睡70年》，只有1000多字的梗概。许多人翻译长篇小说，主要是译介作品的主要情节，介绍作品完整的故事，把主要情节之外的副线或一些插入段落删去。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是受了传统小说的影响，让读者听（看）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凡与这一故事无关的细节，尽行删除。至于删去景物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描写，那更是普遍现象。所谓 “译意不译词”，颇为大家所信奉。又由于许多翻译家本身就是作家，在翻译作品时，不免有所“创造”，常常添枝加叶，增加一些内容，如包天笑译《馨儿求学记》时，插进数节家事。苏曼殊译《悲惨世界》时，增添许多内容。吴研人把原译文仅6回的《电术奇谈》敷衍成24回，“改用俗语，冀免翻译痕迹”，原有人名地名“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用中国地名”，更“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实际上是半译半作。所谓“译述”，是又译又述，成为一时的风气。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和译作的风行，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认真严肃起来，忠实于原著或基本上忠实于原著才成为风气，许多作品都能不失原著内容、风格，翻译的质董也明显提高。

2. 由文言逐渐向白话发展。

当时翻译小说，大都用文言，不但林译小说是用古文翻译，其他许多作家也用文言翻译。这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有其历史原因。那时社会上通行的是文言（特别是在知识界），而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只有用文言翻译小说，才会被他们接受。但是，用文言翻译小说，在传播上必然受到一定限制，因为艰深的文字，很难在初通文字的读者中流传。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于是翻译家就用一些浅近的文体进行翻译。这种浅近的文体，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后来，一些有识之士更大力提倡白话文。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指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梁启超也注意文体的改革，他曾对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1898 年，裘廷梁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系统地论述了推行白话的必要性，认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所同也。独吾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其原因乃是“文言之为害”。他还详细论证了白话有“八益”。另一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陈子褒也著文提倡白话文。在大家的倡导下，白话文运动迅速开展起来，白话报纸纷纷创刊、白话教科书、白话通俗读物大量印行。在翻译界，也用白话翻译小说。有的翻译家如周样笙、周瘦鹃，既用文言，也用白话翻译小说，有的翻译家如吴祷、伍光建，基本上用白话翻译小说。后来，用内话翻译的人越来越多，白话译文的水平也日渐提高，到了“五四”前夕，一些翻译家的白话译文已相当流畅了，这为“五四”以后全面使用纯正的白话打下了基础。

3. 名著逐渐增多。

早期的翻译，名家名作较少，二三流的作家作品较多。这是因为翻译家只注重作品的情节，为了向读者讲述故事，或者只着眼于改良群治，为了向读者进行宣传；也是因为翻译家对外国文学了解不多及受自身对作品的鉴赏能力的限制。所以，在选择翻译的底本时，标准不高，要求不严，著名作家的作品就很少翻译。随着译者对外国文学了解的增多、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许多名家名作才陆续介绍进来。陈平原曾作过一个统计，从1899年至1916年的翻译出版20部长篇小说中，1904年以前的只有3部，1905年至1916年的有17部，作者有司各特、笛福、斯威夫特、莱蒙托夫、大仲马、狄更斯、欧文、雨果、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品如《兽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一千零一夜》、《当代英雄》、《三个火枪手》、《老古玩店》、《见闻杂记》、《大卫•科波菲尔》、《第六病室》、 《海上劳工》、《93年》、《复活》、《春潮》等。以上说的是完整的长篇小说，还不包括节译本，也不包括短篇小说。如果连同节译本和短篇小说一并计算，那末，外家名作数字是很可观的。名家名作的增多，标识着翻译水平的提高，而且对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高文学素养，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