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创作的最大特质之一莫过于他对权威性主导伦理观的持续排斥，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读者远离各种预设性观念，着力给予长期被忽视的“他者”自己的声音、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那困惑复杂的人道主义情节，《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迈克尔·K的遁世策略，《福》中苏珊·巴顿的迂回曲折的创作磨炼历程，《耻》中大卫·卢里令人费解的人生选择……这些无疑都给读者留下了最大的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库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似乎招致了南非文学圈众多批评家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会比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来得更加紧要迫切。库切的创作令他们觉得匪夷所思，作为一名南非当时在世界文学创作圈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在南非政治局势突变的时刻，不去行使自己应尽的政治使命呼吁世界关注南非民生，而返回到18世纪的故纸堆里做文章，从这些批评家的角度看来，库切不仅缺乏敏锐的政治觉悟，更缺乏基本的伦理责任感——从作品他们似乎觉得库切总是试图卸下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与历史责任，完全置自己同胞的苦难于不顾。从根子上讲，顺着这条思维走下去，读者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库切对他者的“他性”熟视无睹，全无丝毫的敬畏与尊重——缺乏政治敏锐性就这样很自然地“被发展”为缺乏伦理责任感。

面对如此这般的指责与非难，库切选择用写作进行辩驳与回击——他在《今日小说》中一篇名为《走进黑暗的房间》的文评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库切明确阐释并辨析了依附于既定的历史模式、担当历史补充剂的“补充式写作”与占据主导地位、与历史竞争的“竞对式写作”的异同。读过库切作品的人很容易看出，他比较倾向于后者。库切这样说道:“‘竞对式写作’在作者须根据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与计划按步骤进行，在依次所要进行的步骤中，写作本身自能呈现出历史的独特与神秘之处。”在这篇文章中，库切详细论述了他对两种文学创作形式的感悟与理解——对库切而言，在作品中一味地着重再现时代的暴力，如虚构各种极端痛苦与死亡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在为“暴力”建立某种不可一世的权威性。在一篇谈到依拉斯默斯《傻人颂》的文章中，库切畅谈了他所理解的作家在创作中应处的立场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援引了依拉斯默斯有关“立场”的理论。依拉斯默斯认为: 如果人们想要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那么，他就必须站在一个完全超然的角度，处在一种存于其中、飘忽其外的近乎“疯癫”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远离事实真相的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换言之，库切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依拉斯默斯“立场”论的目的在于厘清“疯癫”境界与文学立场的一致性关系，在库切看来，无论是文学立场还是“疯癫”境界与政治都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个观点在库切的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人物评价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时，表示库切的数部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他的作品《耻》、《等待野蛮人》和《内陆深处》是这一风格的典范这几部作品“构思纤美精巧、文白韵味深刻、分析精辟入微”，是难得一见的闪光之作。此外，库切在批判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伪道德方面也“笔锋犀利、入木三分”。但库切的小说也存在“是非不清的观点，尤其是在一些泾渭分明的问题上”。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其颁奖辞中，指出库切的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在谈到中间形态的写作观念对库切研究的意义时，评论家多维说：“他（库切）的小说一直是在争论中被阅读和评判，这种争论关涉他到底是站在压迫者一边，还是被压迫者一边。” 据瑞典文学院介绍，库切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这些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对所塑造的人物进行了非常透彻的心理刻画。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库切所创作的小说结构巧妙，对话含蓄，观点鲜明。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审慎的怀疑论者，在其作品里无情地鞭挞了西方文明的残酷理性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观。

库切对成为公众人物向来敬谢不敏，这从他从未出席布克奖颁奖典礼就可证明，诺贝尔奖主办单位也已警告全世界的记者，不要冀望采访得到他。《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女主角在得到某个奖项时表示：要劝他们别浪费时间筹备什么颁奖典礼，把支票寄来就好了。这大概可以暂且充当他的得奖感言吧。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界红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其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罕见的深度，对它们进行诠释和评价常常如履薄冰。在这个平庸为患的时代，大师的出现固然让人精神振奋，然而大师们对读者的要求也不比一般作者。面对不易理解的作品，作者的背景和创作花絮或许能暂时把读者从疑惑中解救出来。不过，不少大师都深知这种“解救”多半和文学无关，仅仅是为阅读者提供背景，甚或谈资。

人物思想

自由主义

库切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少年时代。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男孩》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少年库切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随着库切的成长，这种个人主义逐渐由自我和家庭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但库切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南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一方面，对非种族化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的坚守，要求他必须回应种族隔离的现实; 另一方面，这种回应又不能鼓吹非此即彼的暴力，不能损害个人的独立，更不能因此而让文学沦为“为了其他人的利益”的代言文学。在库切看来，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能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解构的诗学”的策略，即通过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消解和颠覆一切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在南非，这种压迫性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也包括了支撑黑人暴力复仇的意识形态。“解构的诗学 ”为库切在暴力革命和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外，开辟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一切压迫性行为的第三条道路，且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库切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由于“解构的诗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高度依赖于与政治经济学相割裂的话语权力哲学，使它呈现出了自我解构的特征，即当库切在文学作品中致力于解构西方经典所塑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神话时，我们发现，他的解构常常是不确定的，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尤为明显。

人道主义

库切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紧密相连的。在库切的精神世界中，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互相阐释，密不可分：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保证了人道主义的客观性和普适性，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则为个人主义提供了伦理规范。离开了人道主义立场的个人主义容易蜕变为狭隘的自私自利，而离开了个人主义立场的人道主义则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