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译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后序》简明扼要地阐释了译者对这首诗的全面认识。从译文来看，赵译以直译见长。译者注重内容与文字表现形式的有机联系，对诗句的结构与内在韵律悉心推敲，力求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与艺术特色。例如：赵译长于直译，有时译作在形式结构上与原作大体一致，但从译作读者的角度来看，个别字句则略嫌生硬。1992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赵萝蕤翻译的《惠特曼抒情诗100 首》。

《草叶集》的第六个中译本，即李视歧译注的《惠特曼诗选》1988年1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中译本。译本共收入惠特曼从1850至1891年创作的诗歌79首，其中6首未曾收入《草叶集》。据译者在《前言》中介绍，诗歌的排列主要参照捷克作家恰彼克编辑的《惠特曼诗歌散文集》，将诗歌按其创作及发表年代划归不同的组诗或版本，以再现诗人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该译本区别于上述五个译本的显著特色是融译介与评析为一体。译者根据丰富的史料以及世界各国研究惠特曼的专家的评论摘要，为《草叶集》的七个版本、十三首 组诗等内容编写了《解说》，分别概述社会历史背景与不同时期诗人的思想状况及艺 术创作成就，并为34首难于理解的诗歌撰写了《注析》，扼要分析其内容与艺术特色。 此外，译者编写的《惠特曼年表》与《惠特曼的生平与创作》全面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及复杂而漫长的诗歌创作历史，与《解说》及《注折》中的内容相補相成，形成了一个有机 的整体,使译本的体例别具一格。

按理说，既然已经有五个译本可以借鉴参考，这一新的译本自然应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译文到注释内容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不但降低了译本自身的价值，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读者如实地认识惠特曼及其诗歌。

总而言之，尽管译本在内容与体例上别具特色，但终因上述不足之处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降低了译本的整体价值。

综上所述，《草叶集》的六个中译本大体勾勒出我国译介惠特曼七十余年的历史轮廓，这些译者虽然属于不同的年代，译作各具特色，但有些人的译文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然而从历史与辩证的观点来看，他们都为介绍惠特曼作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 的贡献。

同时，80年代以来在许多报刊上也刊登了惠特曼诗歌的部分译作。如李野光译 的《拂开大草原的草》（外三首）（《诗刊》1982年第10期）、赵萝蕤译的《短诗五首》 (《美国文学丛刊》1983年第4期）等共16篇。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张禹九译的 《惠特曼散文逸》。惠特曼的诗歌对中国现代作家和读者，尤其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田汉和郭沫若开创了惠特曼作品译介以来，对惠特曼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20—30年代主要是翻译一些介绍惠特曼的文章。如《民国文学》1卷3期上刊登的辛克莱的《白发诗人惠特曼》、《奔流》（旧）2期上刊登的焕平译的《急特曼的现实主义》等；2. 50年代中后期，在惠特曼的《草叶集》发表100周年之际出现了第二个研究高潮。但大多是ー些纪念性的文章和著作，也有从诗歌的思想内容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共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一部专著；3. 80—90年代出现了惠特曼研究的第三个高潮，研究的内容进ー步深化，不仅从思想内容而且从艺术特色上进行研究，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四十余篇研究文章。惠特曼的诗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之大是其他外国作家难以比拟的。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和不拘一格的自由诗风与我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在精神上不谋而合，ー经接触便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诗人如鲁迅、茅盾、田汉、郭沫若、郑振铎、闻ー多、 徐志摩、艾青、胡风、冯至、卞之琳和何其芳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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