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品的经典地位被确立之后，其他非经典的译本就会处于边缘地位，受到排挤，遭遇冷落。在书店中，经典译作会以精装本的包装，摆放在外国文学类最为醒目的位置上，而同名的其他译作虽然会与经典译作置于同一个书架上，但却被经典那精致的包装、醒目的字体、知名的翻译家和权威的出版机构抢走不少眼光挑剔的读者。尤其当经典译作以丛书系列的形式整齐划一地摆放在书架上，更增加几分吸引力。

然而，翻译经典不仅对同时期其他译作有影响，它对时下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重译仅指他人译过的作品，自己重新译一遍。而自己译过的作品由本人重译有可能 是对自己的旧译进行部分修改，所以不包括在本文重译的范围之列。

首先，翻译经典影响着人们对重译的态度。翻译经典以其优美的译笔成为一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他们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翻译经典可以诱发人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钱钟书先生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而产生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翻译经典甚至熏陶和培养出了几代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里，说到那些原先是诗人的翻译家们，如查良铮、王道乾，为他提供了文字的滋养。他在文中充满敬意地写道：“比中国一切著作家对我的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经典译作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不反对重译，但他们对重译也不会问津。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漏译误译触处皆是”的林译小说，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谢天振教授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 他说:“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但是，假如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由此可见名家经典译作在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地位。文人、作家和学者属于权烕性的读者，他们的欣赏习惯和评语会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同，从而有助于将个别译作提升到具有普泛性的经典地位。而另一方面这也告诉我们如果重译只满足于勘误性重译，以求给译文读者提供一个所谓更加接近原文本真实意义的译文的观念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典译作。

其次，著名翻译家对翻译职业本身的理解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创了一代译事新风，成为人们评价当前重译者译德的一个重要尺度。当前对重译本不满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认为重译者自身不具备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中外文根底，对原著无深入研究，仅仅满足于译出作品的字面意义或依据辞典、按图索骥而得出的辞典意义，却不能传达出作品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韵。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证明，迄今被公认为经典译作的，其译者无不是译德高尚的人，其译作无不具备译者个人特色与风格。例如，朱生豪为了译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神韵和意趣，“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 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傅雷译《高老头》，三遍推倒重译;叶君健为译《安徒生童话》，先钻研成了安徒生的研究家;萧乾夫妇为译《尤利西斯》，单卡片就做了六万多张;杨绛译《堂吉诃德》，连学带译历时21年。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而他们对于作品倾注的深厚感情，反复雕琢、润色以求得信、达、雅的认真态度，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