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初到6月底“非典”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先后举行了14 场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每次都由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外交部翻译室髙级翻译戴庆利承担了5场卫生部记者会的翻译工作。

 

4月2日，戴庆利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为3日的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做翻译。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戴庆利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 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方面词汇和知识熟悉起来，形成理解 力和“战斗力' 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她和几个同事就忙着从网上和各种资料里收集整理关于“非典” (atypical pneumonia)的词汇,这个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收集整理过程一直持续到“非典”后期。

 

综合起来,“非典”词汇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跟“非典”作为一种传染病相关的医学词汇，即与“非典”病原学、病理学等有关的词汇;二是有关流行病学的词汇，尤其是发病人数、传染源、传播链、发病率等。

 

“非典”翻译不像外交翻译那么敏感，政策性也不算太强,在用词和组织句子时，有很大灵活空间，这是“非典”翻译的一个好处。但即便如此，由于人们对“非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非典”词汇的含义中也不乏敏感之处。 例如非典”初期用过的“有效控制”一词,英文一般说(SARS has been put) under effective control0然而，WHO的官员却认为，“非典”还是一种新疾病， 人们对它的认识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减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们建 议用effective containment 一词，戴庆利听说后很受启发。当然，在“非典”后 期,尤其是“双解除”后，用effective control也问题不大了。

 

在报告病例数时，我国还经常用“治愈出院”一词，戴庆利就照常翻成 “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结果，马上就有记者追问：是通过药物治愈的，还是通过人体本身的免疫力恢复的？当时还没有治疗“非典”的特效 药,因此,最好用像recovered这样中性一点的词。

 

我国习惯于说“确诊病例"(confirmed case), M WHO出于对诊断标准 的谨慎一般用probable case。为了统一起见，戴庆利等高级翻译们后来也用 probable case 了，或是干脆用 SARS case。

 

 

除了掌握专有词语以外，戴庆利指出，做“非典”记者会翻译还需要经验 和技巧。这和其他的记者会是有共性的。一是要心理上正确对待。李肇星部 长曾说过，要“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也就是说，对待重要的工作，不能过于 紧张和拘束，从而影响发挥，要有自信和放松的正确心态，而即便是再小的 事，也要认真地把它做好。戴庆利认为,这对译员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他们 的一个通常的做法是，记者会前几分钟先去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气 氛，以便能尽快静下心来工作。二是要了解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和提问意 向。可以通过上网了解他们报道的重点，并向记者会组织单位询问等。这样 可以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三是要技术熟练，手眼都要快。戴庆利每次上 场都要带几页纸的词汇放在一边，以备查看。最后就是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和抗干扰能力。

 

“非典”时期已经过去，这些词汇以后不一定有机会再用到，但对一个翻译来说，这些工作没有白做，对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来说，每一段工作经历都会留下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