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医毕竟是一门医学科学，而不是文学或哲学，因此中医翻译首先要向读者传达的就应当是中国古老的医学科学知识，而不是文学或哲学知识。所以，译者不必为放弃原文修辞手段而惋惜不已。正如迈克尔・格兰特指出的那样，“一个句子在这种语言里通顺流畅，在另一种语言里就会拖沓累赘。一个精采的短语如果按字面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就可能不像样子。一个单词在另一种语言也可能难以找到相应的词。”“译者如果愿意，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保持字面上的确切，每个句子都逐词翻译，其结果虽然很保险，却不过是一本学生作弊用的参考详本，这是最最要不得的。”(《中国翻译》1992年第4期，第53~54页)

客观地讲，中医文学化的语言是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亦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东西。翻译时，译者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搞文字游戏。有效就是有效，显效就是显效，无效就是无效，不要为“效如桴鼓”之类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大费笔墨，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古圣入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于是便有人大发宏论:“看我们的中医用语多么形象生动，一个‘贼’字将病邪侵袭人体的实质描述得淋漓尽致。”然而，“贼风"究竟为何物呢?无非是指引起人伤风感胃的致病因素，也就是现代医学上的pathogen或pathogenic factors (wind)。我们有现成的科学术语 pathogen, 何苦为了保持外国人并不能欣赏的古典文学及哲学色彩，而硬译成 thief wind 呢?“我们总是习惯于一再重复古人的各种语言，而它们原来的含义跟后来附加在它们身上的含义都绝然不同。”(歌徳)

我们强调译文要摆脱中医语言中的文学色彩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译文可以不讲究文法或者说科技文章不要文法。事实上科技文章也同样讲究修辞，但那是为了使文字更凝练，更准确地阐明文章的内容。正如郭沫若在《关于翻译标准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科学文字能够带上艺术价值。那是会更加引人入胜，对于科学活动有好处，绝无害处。”但是由于中医语言过分文学化了，结果是形式往往重于内容。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当然，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我们的译文也应努力保持中医的传统特色。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那些文学化过浓的用语，恐怕还是得“意”忘“形”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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