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翻译似乎都是从口译而不是书面文本的笔译开始，当时多为有关商业交易的口头交际，没有时间多加思考和修改，一旦完成，就算了结，做好生意，口译也算完成了任务。勒菲弗尔的论点是，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都是沿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轨道从原始的口译发展起来的。以严复和林纾19世纪结束的中国传统，大体上更接近干口译情景。因此，中国传统比较不重视“忠实的”（“faithful”）翻译，而忠实的翻译却早在西方成为翻译思想的中心观念。
西方之所以根本上脱离了口译的情景，原因无疑很多，弗米尔 (Vermeel)根据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指出首先是由于翻译在西方兴起时所处的社会，即一开始就存在阿卡德和苏米尔两种非同质的语言。苏米尔文化，盛行较早，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中期，但不久(约在公元前2024年）便为阿卡德语所战胜；不过很长时间以后，苏米尔语仍被用为宗教文本写作和交流知识的语言。因此，显然需要翻译，然翻译并不容易，因为苏米尔语与已知的任何别种语言毫无联系，而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也跟苏米尔语很不相同。这种情况在古代汉语及其非规范的变体中并不存在，在古代希腊所说的各种方言中也同样没有这种情况。
现在让我们更密切地观察一下经文在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即佛经之译成汉语和《圣经》之由圣哲罗姆（Saint Jerome, 347 -419 或 420)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他的这个译本为4世纪天主教所钦定的拉丁文通行本《圣经》。
首先从翻译方法来看，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这两种事业之间的笫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下列这个事实：佛经最初译成汉语时， 几乎没有可用的书写文本。传播佛经的媒介与口译情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哲罗姆是从书写的文献翻译的，并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处于笔译情景之中。很清楚，这种差别并非继续保持界限分明， 因为书写的佛经文本逐渐可以用来翻译成汉语。但勒菲弗尔再一次表明自己的论点说，做某种事业的初次尝试一定会建立一种传统，而且这些传统也就成为中西翻译思想不同的原因之一。
两种传统最令人注目的差别，也许是翻译中忠实/自由对立的差别，这种对立实际上从西塞罗（Cicero 106-43BC)起便烦扰着西方的翻译思想，只不过是为《圣经》的翻译所加剧罢了，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中似乎并不存在。当然，最初佛经之译成汉语采用的是“质朴的”("simple")即“质”的文体，但主要是因为翻译那些经典的外来佛教诸僧侣，并非人人熟悉汉语。
两种翻译思想比较中所显示的极为出人意料的事情，也许是为中国译者在一代或者说最多两代之后所放弃的那种质朴文体， 却类似于圣哲罗姆翻译拉丁文《圣经》所采用的那种文体，译文中有大量希腊文的音译，仿效希腊句法的模式，还有少量仿效希伯来句法的模式。这两种翻译特征，一到中国人自己来译佛经时(大约从三国支谦起)便消失。支谦以后，中国翻译便采用适宜于文学作品的文雅(elegant)的文体，即文，无疑是因为译者认识到了这种文体是官员、文人和知识分子读众所感兴趣
的唯一文体，直到20世纪初文言文为白话文所取代，当时白话文在精英群体中巳成为通用的交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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