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西方文学，主要为了教学，其次为了欣赏，翻译是业余时间进行的，五十年代陆续译出瑞士德语作家高特弗利特•凯勒的五篇中篇小说，后来合编成《凯勒中篇小说集》（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初开始译他的长篇教育小说《绿衣亨利》，工作进展缓慢，1966年前只译到第三卷第十三回，其余部分和第四卷是1973年至1977年间译出的。译完全书后.，又费了几个月的工夫，彻底修改了第一、二卷的译稿，合为一册，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正修改
第三，四卷译稿，希望明年出齐。此外，还译了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如 (Giovanni Verga )的中篇小说《奈达》（Nedda）刊登在《世界文学》上。由于翻译实践不多，总结不出系统的经验，只能对翻译文学作品的问题，漫谈个人的点滴体会。
我国近代最早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学者严复所说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我认为基本上也适用于文学翻译。信、达、雅三者最主要的是“信”，如果译文不忠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就不成其为翻译，也就谈不上“达”和“雅”。意大利有一句讥刺翻译者的俏皮话：“traduttore-traditore ! ”（翻译者---背叛者！）。
要想免遭这种讥刺，翻译时，就必须透彻理解原文意义，遇到晦涩或者模棱两可之处，要联系上下文细心思索，还可参考有注释的版本和其他语种的译本，求得问题的解决，决不可照字面含糊其辞地译出。原文中的关键性的词语决不可删削或者漏掉。例如，但丁《神曲》头三行诗句“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che la diritta via era smarrita" , E维克的译本压缩成两句，译成“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删去或者漏掉原文中的“mi ritro vai”，而这个反身动词恰恰是个关键性的词，意义是“我发现（发觉、觉察出或者意识到）自己……”。这个动词说明诗人觉悟到自己走错了路，要改过自新，走上正路。如果没有这种觉悟，他也就不会写出《神曲》。因此，E译是不符合“信”的标准的。朱维甚的译本译成“我在一座昏暗，森林之中醒悟过来，”虽然译出了醒悟的意思。却把全句的含义顛倒了，因为原文的意思是是诗人觉悟到自己在一座昏喑的森林里仿徨，并不是在一座昏暗的森林里醒悟过来。
严复说：“求其信已人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所谓“达”就是把原文的意义确切地表达出来。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各民族的思想方式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表达思想感情的民族语言之间也必然有相同和相异之处。 遇到相同之处，自然可以直截了当地用本国语言的表达方式将原文译出，遇到相异之处，翻译的困难就出现了。汉语和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这种差别和矛盾形成了重重的文字障，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矛盾，扫除文字障的过程。
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汉浯没有西方语言用来引起从句以构成长句型的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严复已经看到这种差别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他说：“西方句子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方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 ”这段话抓住了翻译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的矛盾。但他用所谓“达恉”的译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翻译，尤其不适用于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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