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权势也在佛经汉译中起过作用。道安(314—385)讲过,如果没有国王的支持,佛经汉译将无法进展。不过,与发生在西方的情况加以对比,佛经翻译大约在300年之后便失去了官方 的赞助,而官方对拉丁文《圣经》的支持,至少在罗马基督教会方面,则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直到16世纪伊拉斯谟(Erasmus, 1469-1536)出版《新约》(New Testamount ) 的译文,拉丁文《圣经》 从未受到挑战,后来唯一的附带条件只是:伊拉斯谟的翻译只为学者所阅读,拉丁文《圣经》仍
然是通用译本。
《圣经》译成欧洲不同民族语言的早期西方翻译,只有在它们走出神学领域和进人文学领域时,才使它们的原文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它们并不自命自己是弗米尔所谓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代码转换,在古英语和古髙地德语文学中只是称作改写本或“有关圣经的叙亊诗”。
勒菲弗尔一直在努力做着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向我们表明了翻译第一个最明显的要点,就是跟自己所涉及的技术活动比较起来, 翻译跨越无限广大的范围。坦白地说,语言对翻译只有一种略微触及的影响;顶多等同于代码转换。相反,翻译的那些因素似乎与语言关系不是太大,倒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相关。这些因素包括权势,不论是罗马天主教会还是汉朝、隋朝、唐朝的皇帝所运用的权势,其中最为强大的因素仍然是偶然性,因为我们不妨设问一下,假若翻译佛经的中国译者当时一开始
就有书写的原义文本可译,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