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修辞学史上，许多修辞学家对于metaphor有着深厚兴趣，是因为它是一种比喻性的语言。尽管在西方修辞学研究中对metaphor的研究堪称为是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但是把metaphor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却是一个被人们忽视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个方面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确在以某些普遍的、不言明的生成性metaphor 进行思维”（舍恩，Donald A.Schon)。像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等学者认为，人们赖以进行思维和评述行为的概念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比喻的性质。这一方面之所以被忽视，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metaphor一直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装饰和点缀，而且大都是有学术话语权的权威们的看法，人们较容易接受，所以便造成一种不良后果，即metaphor往往被认为是可以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对metaphor的这种作用一直争论不休。

metaphor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大脑的思维活动。近几十年来随着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的进一步发展，思维方式已渐被认作是修辞的新概念。而且时到今日，metaphor作为思维方式这一新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可以认为，鉴于metaphor是一种寻找所有能够得到的方法来取得某一预期的方式，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它肯定与大脑的思维有关，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与口头的言辞有关。罗伯特·奥利弗(Robert T. Oliver)认为，人们对环境的观察及其观察方式，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是被人们准备如何来观察这一具体形式的物体的方式所预先决定的。另外，文化社会学者们还指出，特定的行为和物体根据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准则，在不同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修辞方式。甚至在某一文体中的不同时期修辞也会发生变化，它受到某一时期某一文化鉴赏标准的影响。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向其使用者提供了对世界现成的解释，这种解释起源于我们的祖先，并往往以崭新的面貌被强加给后辈。譬如像“I see him...”这个简单的句子，就表示了英国人和讲印欧语系语言的人往往把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印象主要以人类的活动形式来表现，而在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却不说“I see him...”，而说“he appears to me...”，因此，讲印欧语系语言的人认为那是自己的活动方式，而爱斯基摩人却认为那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英语及其有关的思维模式是从盎格鲁一欧洲文化模式发展出来的。用英语进行思维所要按照的顺序，从根本上来说是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顺序。这一顺序从古希腊哲学家们那儿继承下来，最后被古罗马、中世纪欧洲和后来西方的思想家们所规定成形。这一顺序在发展形式中主要呈线性，它是英语使用者所预期能作为交际中有机部分的思维模式。这一系统与其他系统虽并无好坏优劣之分，但是应该承认，相互间的差异是存在的。

思维系统上的差异往往会导致用外国语（此处以英语为例）作文时在修辞结构上的不同，这种差异对操英语的人来说，可能认为是混乱的。所以，有些教英语写作的英美教师指出，中国学生用英语写作“重点不突出”或“缺乏连贯性”。其实造成这种误觉（或者按他们的话说“重点不突出和结构混乱”）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学生他们所使用的修辞顺序——思维顺序——不同于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所预期的修辞顺序。

以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习者或译者，首先应该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通常是如何组织其思想的，这种对思想的组织就是思维模式。英汉两种语言的修辞方式在这一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比如，两种语言在语段结构、衔接手段、开头起首和结尾收笔等几个主要部分都有明显的不同。

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英语段落发展呈典型的直线性，这是英语段落连贯性的一种特殊类型。段落中的意思按照其顺序清晰地互相联系着。在展开中心意思的过程中，段落中的每一个句子应该顺其自然地从每一个前面的句子中产生出来。从理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段落应该具有一种运动的感觉，即流动感觉，一种在原先所说东西的基础上向深入和高峰的方向发展的感觉。

这种段落的发展方法之一是把段落中的细节围绕主题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譬如：许多英语族作家在把自己的材料按照其重要性的程度组织起来时，往往把最次要的细节放在前面，而把重要的细节放在结尾处。按照重要性的程度来展开段落是表达某一种观点或论点特别有用的方法。另外，这种段落也按时空的顺序，或按一般到具体或按具体到一般等顺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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