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同效”——译作要与原作“同效”，即译作要具有原作的效果。这是翻译、译作的根本，这是译作做好“准确”、“规范”、“传神”三大标准之后必然达到的境界。

不难看出，桂先生的“三同”翻译批评标准也就是翻译家要达到的翻译目的，换言之，是翻译标准。

一般说来，标准的确立有个前提，那就是在该标准所涉及的学科里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有了完备的理论体系，确立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标准相对容易。目前，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大家一致认同的翻译标准还没有。笔者发现，在众多的翻译标准中，严复的“信、达、雅”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虽然后人提出了不少翻译标准，但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真正能超越严复的“信、达、雅”的标准似乎还没有。人们进行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实践时，使用“信、达、雅”为标准的频率居多。另一方面，国外的翻译理论译介过来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和有更大影响力的看来主要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博士的“功效对等”。但是，奈达的翻译标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尽管如此，奈达的“功效对等”被许多人经常用作翻译实践的指导方针，也被用于翻译批评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如上述翻译标准定义所描述的那样，翻译标准既然是翻译家从事翻译实践的目标同时又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那么，“翻译批评是以翻译实践为自己存在的依凭的，因此翻译实践最关心的事情自然也应该是翻译批评所最关心的事情。”既然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所关心的事情相同，由此再次印证了翻译标准也可用作翻译批评标准。

综观中外翻译标准，我们发现，不管是中国的“信、达、雅”等，还是国外的“功效对”等，其实质基本相同，就是对翻译过程的传译质量从不同的角度迸行阐释。中外译家提出了许多翻译标准。这些翻译标准的提出者，旨在以此标准作为对翻译活动的要求以及作为翻译的目的。若此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没有达到既定的翻译标准。翻译家以这些翻译标准作为翻译实践的行动方针，作为翻译活动的导向。当回过头对译作论长论短的时候，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使用这些标准作为批评的尺度去衡量译作。再者，从翻译批评的定义中我们也能找到佐证。“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该定义中所提到的参照的“标准”可以理解为翻译标准。既然进行翻译批评活动时所参照的标准是翻译标准，那么这就进一步说明翻译标准就是翻译批评标准。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翻译标准，翻译家将其尊为翻译活动的最高境界。作为翻译批评标准，翻译批评家将其奉为批评译作的圭臬。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可以比作是工厂里车工的游标尺。车工是具体的操作人员，是制造产品的工人。车工一面加工零部件，一面按照图纸要求使用游标尺去衡量被加工的零部件是否符合既定标准。翻译家犹如车工，他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无形中按照自己认同的翻译标准从事翻译实践。翻译家所尊奉的翻译标准就像车工的游标尺，原作相当于图纸，翻译家根据“图纸”（原作） 制造出“产品”(译作），翻译标准就像工厂里的“技术标准”符合该“技术标准”的译作就是合格品。不过，就翻译而言，我们不能说没有达到翻译标准的译作就不是合格的译品，毕竟人文学科的翻译标准不同于具有科学性的、具体数据的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