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弗尔任教于比利时鲁汶大学（Leuven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后转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丝汀分校（Univeisity of Texas, Austin)。他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工作源自他对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的浓厚兴趣以及他与操纵学派（the Manipulation School)的密切联系。虽然有些人认为勒菲弗尔更接近一个系统理论家，但他后来在翻译和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对于文化转向的形成起到了桥梁作用。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在其著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得到充分阐述。

勒菲弗尔尤其注重考察“十分具体的因素”，因为这些具体的因素系统地支配着对文学文本的接受或拒绝；这些具体的因素“如权力、意识形态、机构组织以及操纵之类的问”。处于这种权力位置上的人，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重写”文学、操纵大众消费的那种人。此种重写的动机可以是意识形态性的(顺应或反叛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是诗学性的(顺应或反叛主流诗学)。勒菲弗尔所举的一个例子是费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费兹杰拉德在19世纪翻译(或重写)波斯诗人俄默•伽亚姆(Omar Khayyam) 的作品。费兹杰拉德认为波斯人生性笨拙低劣，认为自己应在其译文中“展现自由”，同时也使之更符合当时西方文学的规范。

勒菲弗尔(P.9)声称，“相同的重写的基本过程在翻译、历史研究、文集编撰、批评行为以及编辑工作中都会呈现出来。”这种“原文” 写作研究和译文写作研究的结合，表明翻译正融入普通的文学批评之中。然而，翻译本身正是勒菲弗尔著作的中心所在：

翻译是ー种最为显著而易辨别的重写，它也可能是最有影响カ的，因为翻译能够实际反映出ー个作者的形象，反映出能够超越原语文化界限的那些作品的形象。

                                                                                           (Lefevere，1992a ： 9)

根据勒菲弗尔的描述，在这种文学系统中，翻译的功用是由三种主要因素决定的，它们分别是:（1)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2)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3)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