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文学翻译有两种搞法，一种是“游击战”式的，即不固定翻译某一作家的作品，踫上谁的翻谁的；另一种是“阵地战”式的，即经过摸索，逐渐确定一位作家的作品来译。作为翻译工作者，我是个“游击战士”，但我一向敬佩从事“阵地战”的翻译家， 如译巴尔扎克的傅雷或译契诃夫的汝龙。
1935年我曾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上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致是：如果一个人志在翻译，我以为就该选定自己所最喜欢的作者，系统地工作下去。选择的准绳可以依着目前国内文艺界客观的需要，看看一般译者们曾忽略了什么不该忽略的作品。这种客观的选择对弥补空白有莫大的好处，但好的翻译却不能这么产生。纵使狄更斯的作品是多么缺乏译者，一个不能掌握他那悱恻和幽默文笔 的人也是翻不好的。倘若自己对海洋没有亲切的感受，提笔去译约瑟•康拉德的小说或奥尼尔的戏剧也很难真切生动。一个译曼斯菲尔德的人也应具有那样纤秀细腻的心灵。翻译不仅仅是拓版。为了传神，对原作必须融会贯通。因此，最妥贴的办法就是选择自己最喜吹的作家，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情趣或类似的生活经验的。

另外，我认为翻译与创作并不隔行。“五四以来，从鲁迅先生开始，我们的先辈一向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他们既搞创作，又搞翻译。二十年代的郑振铎、叶圣陶、茅盾、许地山是这么做的，三十年代的巴金、周立波……等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尽管有一个专门发表外国作品的《译文》，但《小说月报》、《文学季刊》、《作家》、《文学》、《现代》也曾选登一些舶来作品。这是从《新青年》起就留下的一个好传统。作家写完一篇或一部东西，译点外国名著，既可吸收点营养，又是休息，调剂。文艺事业发达了，出现了专业翻译家，是好事；专业机构也是必要的。但那不应造成畛域。创作与翻译并不隔山，也说不上谁高谁低，它们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