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该国的独特文化魅力，还取决于发达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和重要媒介，是国际文化互动、交融的直接推动力。质言之，语言交换或翻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效度。而敦煌学所特有的“国际身份”，使得相关文献、著述的翻译工作在这一环节尤显重要。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敦煌文书得以重见天日，一时轰动东西方学术界。世界各国所谓学者、探险家闻讯纷至沓来，造成5万余件敦煌遗书“分处六国”的格局。日本自1909年开始敦煌学研究，1925年敦煌学者石滨纯太郎率先使用“敦煌学”，引领国际敦煌研究一时之风尚。其他诸国不甘落后，由于占有大量珍稀敦煌文献资料，加之出版条件优越，遂造成令国人痛心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敦煌学一度被视为“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敦煌学就此起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加大对敦煌藏经洞的考古发掘，由于语言、文化上的优势，加之对国外学者敦煌探险日记及相关资料的翻译整理，中国敦煌学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敦煌学进入全新历史发展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建成，一批批敦煌学研究人才脱颖而出，专业敦煌学著述日趋完备。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和《敦煌学大辞典》已树立起20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专业刊物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敦煌学界依托敦煌文物文献考订、整理，已建成完整的学科体系。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加强，国内学者可获得的西方敦煌学资料缩微胶卷及高清晰文书图像成几何倍数增长，获取敦煌文书信息条件的极大改善，敦煌学迎来了全球发展的历史新际遇。由于在本土历史、文化和母语研究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学者在敦煌“胡语”文书研究之外的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