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中的文本是否可以互译，在一定程度上与文本背后的两种文化的时空距离有关，与文本在一个文化系统中的相对位置有关，即与文本涉及的作者、读者、语域等参数有关。因此，可译性并非一个静态概念，它体现了动态特征，不同文本的可译性可以构成一个连续体，同一个语篇对于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代而有所不同，而不同的语篇同样会有类似的可译性。苏珊•巴斯奈特曾把诗歌翻译形象地比作“移植种子”，并借用雪莱的话说，“诗歌虽然不能从一种语言注入（transfuse)另一种语言，但是可以移植（transplant)。可以把种子撒播在新的土壤中，让它长出新的植物来”。原作通过译者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虽几经变形，却仍可在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际上，这种“种子移植”现象不仅适合于描述诗歌翻译、文学翻译，也适合于其他的语篇翻译。

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Derrida)的意义不确定论预示了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意义，而翻译的新生，在于“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T2通过译者产出并经由目的语读者的解读、接受（即图5.1中的4、5、6)，会以不同的形式进入目的语文化，有的会持续产生影响，最终融合进 入目的语文化，而有的则会被淘汰。那么，目的语文化接受的信息与原文语篇所蕴含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相似或不同？ T1和T2之间似与不似的这种关系从整体上看只能是一个连续体，从高度相似到高度不似。同时这种异同度也是基于认知的、历史的。T2在目的语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可能会不同于原文在原语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例如，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J. Swift) 1727年写的Gulliver's Travels 在英语文化中被视为政治小说，译本《格列佛游记》进入中国文化后却成了“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另一个例子是斯托夫人（Mrs. Stow)的Uncle Tom's Cabin，虽然林肯称斯托夫人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小妇人”，她的这本小说在英语文化中“不具备任何政治色彩”，但林纾的译本《黑奴吁天录》却经他有意 “引导”在中国文化中“肩负了政治的任务”。创造 性“误读”可能并非是对原作的亵渎，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解读和干预。这种“误读”受制于译者本身的认知解读预设，有可能创造着新的语言、文化样式。我们可以从文化相对主义来分析这种“干预”，它预示着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张力作用，在实践中被视为一种文学生产和文化接受过程的手段。我们在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一条原则是“内外有别”就是根据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读者对象、翻译的预期效果等因素使译文语篇在对外宣传中取得不同于汉语原文 语篇在汉语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而制定的。

在翻译涉及的多重认知世界中，译者的宏观认知世界主要包含了认知主体长期记忆中的世界知识。认知理论认为人们长期记忆知识结构里的世界知识包括社会文化知识、概念、信念及图式等。宏观认知世界和世界知识对翻译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 翻译家们都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傅雷在《论文学翻译书》一文中说：“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 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杨宪益说: “没读过100本外国小说，你别指望你能把中国小说翻译成流利的外文。”黄友义谈到文学翻译时说，“如果没有在国外的生活经验，一句话就能把人卡在那里无法继续。”傅雷所说的艺术修养、敏感之心灵、热烈之同情、 鉴赏能力、社会经验、常识，杨宪益所说的阅读体验，黄友义所说的生活经验，都可归于宏观认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