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心智动态过程首先需要译者对T1微观语言世界进行再范畴化、再概念化，然后对再概念化的结果和翻译相关的制约因素以同样的机制进行再语言符号化，最终构建出T2 微观语言世界。译者要实现T2构建，首先要考虑的是重建原文意义生成的环境和交流的空间。所谓重建空间，主 要是针对文本的整体意义而言的，实际上就是认知世界——T2的微观认知世界和可能的读者宏观认知世界与译文接受直接关联的情境。译者的任务是要调遣译入语提供的语言手段，着力建立一个相应的阅读空间。从理论上讲，译者要为目标读者建立一个译文文本空间。如果翻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在阅读文本 时得到的空间尽可能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的想象空间相当，就必须借助于上下文和译文可能的接受语境为读 者建立一个空间，给读者以理解和想象的余地。在原文中，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是不矛盾的，它们的和谐存在正是由作者创造的空间 所确保的。要在字面上透出字句之后的含义，在弦上发出弦外之音， 译者就不能不依据原作者的创造原理和创作意图，在译文中重建空间，创造出相似的关系，利用目的语中的音形义结合的关系造句谋篇，在译文中同样能够创造出既有字面意义又有字面之后意义的境界。在理论上，若能在译文中同时创造一个空间，使原文中的意义能够完整得到表现，那是理想的情况。当然， 在实践中，这种空间的建立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另外在文化和心理方面也同样存在困难。

意义含混、一词多义、意在言外等复杂情况给文本生命空间的重建带来了不少难题。以认知意义传达为目的的科技文本，在表达上首先追求的是单义性和准确性。而文学作品则不同，它要作用于 人的感觉，追求的是丰富的联想，多用比喻、暗示。因此，多义与含混是文学作品的意义特征。多义使读者展开丰富的联想，含混则有可能给读者开启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意义含混具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有助于调动读者阅读的主动性， 驱动读者做出自己的探索和发现。然而，这种含混也有消极的一面, 可能导致读者-译者的误读。对翻译活动来讲，含混从两个方面给译者设置了障碍：首先，对理解来说，含混的语义容易造成译者对作品的“误读”；其次，从表达来说，含混的语义往往使译者陷入选择困难之中：如何完整保留原作复杂的语义？当意义无法完整表现时， 应该选择表现哪一个？译者首先要弄清原文的含混是作者有意追求还是无意失误。若属于前者，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髙的要求，译者要尽量减少“误读”然后谨慎处理原文的含混之处。如果是原作者的无意失误，则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对作者的 失误加以显性的或者隐性的弥补或者补偿。一般而言，翻译实践中 存在将原文含混意义明晰化的倾向。因为相对原文而言，含混意义明晰化提高了译文表达涉及的范畴层次，将原文侧 面表达为基体或提髙了表达的精细程度等。面对原文可能提供的众多意义，译者根据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量（概念整合）而选择其一加以表达，就会缩小译文读者阅读文本的解释空间。

文本是一种工具，使语言社团成员在习俗化语境下能够识别出具体场合的交际活动及其参与者。如果文本传递了新的信息并为读者所接受，那么文本就有“语篇意义”并能达到其目的。为了确保读者能够意识到交际事件的重要性，作者和译者应该使用可识别的文本形式、语言规约和体裁等。作者利用自己的规约化或者理想化情景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对译者来讲，尊重作者的意图是最难的事情之一，因为这些意图大部分是隐含的。因此，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能把所谓的“意义”全部明白地说出来。在意识到的层面上， 对于T2语言世界的表达方式，译者的选择主要发生在根据自己对原文的语篇理解和相关认知世界知识在目的语中选词造句的过程中。在确定最终T2之前，译者可能对初译的具体措辞进行各种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是基于目的语本身的原因，也可能因为欲对T1 进一步解释。译者对译文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调整可能会通过两种认知途径进行：一是并行性的激活，即原文词句激活多个可能的目的 语的表达方式，译者从中择用自己满意的表达方式。二是串行性的激活，即原文词句激活了一些相关的表达方式，但不够理想，这些表达又激活了另一些表达方式。例如，下面的译文对译者而言发生的顺序可能是A — B —C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