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e，they had a history of such things.

A. 呸！他们有这种事的历史。

B. 呸！他们有干这种事的历史。

C. 呸！他们千这种事有年头了。

D. 呸！他们干这种事由来已久。

这些译文的概念内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具体的信息突显方式。当然，以上两种认知途径可能会同时起作用。如果原文词句激活了一些相关却不够理想的目的语表达方式，作为认知努力的一部分，译者也可能对原文进行解释，以寻找满意的译文，特别是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差异较大的情况下，除了体现原文字面意思的语际解释（a usually literally correspondent preparatory form for the final version)外，还可能有对原文的语内解释。例如：

His determination to have my company bordered on violence.

他非要我陪他，差一点就要动武了。

可以认为这句译文的产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涉及的语内解释可能是：He is determined to have me to accompany him and expresses this determination in a way that comes near to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me.

前文提到，在译者理解T1时一般会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力图获得对原文语篇各个层面的尽可能充分的理解，而在用目的语表达这种理解时却不可能把所有细节性理解都表达出来，特别是涉及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时。译者有时可能采用解释性加词的做法，这是为了目的语读者的连贯性解读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下，译者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目的语表达方式。例如，文学翻译中，读者对文本的同一意象可形成多种想象，形成多种心智画面。如柳永的《雨霖铃》中“对长亭晚”这个意象，在不同读者兼译者的认知世界中会激活不同的相关知识和推理过程，最终在各自的认知世界中形成不同的连贯情境。即使同一译者也会形成不同的多重画面——“对”会激活各种不同的状态、动作，不同的参与者，“亭” 会带来各种不同形状、风格的建筑物的想象。这些都涉及一个文化中特定的、建立在ICM基础上的认知模式。施莱尔马赫曾指出，翻译必须正确理解语言与思维的 辩证关系。他认为，如果要获得完美的翻译，译者应该努力将自己从作品中获得的意象、印象，原原本本、不偏不倚地传递给读者。 我们认为，这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在译者试图将这种多重理解用目的语表达出来时，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问题。偶尔在目的语中也会 有能够传递这种多重意义的词句供译者择用。但更多的情况是，译 者难以找到面面兼顾的表达，只能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从各种可能 的表达中选择一个最佳表达来固定所欲表现的心智画面作为供读者 理解文本的线索（目的语读者对文本的认知可能和译者的预期不一 定相符）。“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中国诗学命题与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翻译认知世界理论和多维理解相通。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 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语言文字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 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 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就以上那句 “对长亭晚”而言，其中的未定因素可以同样的未定形式转移到译文中，让目的语读者获得同样的想象空间。不同的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语言选择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基本上都可以使读者阅读时形成一幅类似的送别画面。但是，从认知的角度讲，语言形式的差异必会带来语义的差异，不同的译文在读者心智中激活的画面场景必然是不同的，因为读者得到的视角、突显、详略度、辖域等是不一样的。这种翻译上的不同恰好体现了译者对原文语篇不同 的识解方式，而这种对同一事体具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是再自然不 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