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超“言”而求“言外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所得的言外意或许会迥异。文学作品同美术作品一样，“美术作品之所以美, 就美在有弹性，能拉得长，能缩得短，有弹性所以不呆板。同一美术作品，你去玩味有你的趣味，我去玩味有我的趣味。同一美术作品，今天玩味有今天的趣味，明天玩味有明天的趣味。凡是经不得时代淘汰的作品都不是上乘。上乘文学作品，百读都令人不厌的”。我们说对文本的解释是多元的，但这并不等于说， 某一种认知解读就一定是“合法”的。我们知道，认知世界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积淀和载体，目的语反映了目的语的文化特征。不言而喻，在跨文化的语篇翻译中，对原文本的理解与目的语文本的产出不仅与语言有关，还与文化有关。译者本人的背景和文化取向，对译作可以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对于从理论上区分的4和5两个过程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化认知模式进行的。当译者基于自己的体验认知（包括对原文本和其作者以及读者的了解）和互动整合机制建构语篇微观认知世界时，原作中没有的成分会不可避免地、 或多或少地进入这个语篇微观认知世界。在译者试图将这个认知世界根据一些制约因素选择语言形式固定下来时，会将更多的目的语文化的元素融合进目的语文本。按照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读者阅读、理解原文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创造的过程。伽达默尔在探讨阐释活动的特征时指出，阐释活动的双方——阐 释者和文本的关系表现在，只有通过两个合作者之一的阐释者的中介作用，作为阐释对话的另一方的文本才有可能进入语言之中。跨 文化对话并不只是发生在甲乙双方之间的一场对话，尤其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跨文化对话，它必然有第三方也即中介者（如译者等）的参与，并且不可能不经过中介者个人价值观的过滤，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跨文化对话的过程必然会听到形形色色的“不同声音”。这种文化“侵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有些信息成分、文化元素会在这两个过程中失去。因此，如果可以把这种变异称为译文语篇T2对原文语篇T1的“背叛”的话，也可以说，没有“背叛”就没有翻译。由于译者的主观因素和目的语、文化元素的介入，T2和T1存在着各种差异，二者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不能说是“等值”的。

在翻译实践中，各种无意的“背叛”和故意的“背叛”（从另一 个意义上讲也是“消极的创造"和“积极的创造”）使得原语语篇意义在目的语文化的认知世界中受到程度不等的改变。翻译实践中存在故意扭曲原文语篇信息成分的现象，这是真正的“背叛”，或者说是“创造性叛逆”、“积极的创造”一则英语新闻的标题是1997: Princess Diana dies in Paris crasho 有译者译为“1997: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原文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原文普通的一个词“die”却可 能在读者脑海中檄活不止一种情景想象。据不完全统计，汉语书面语中关于“死”的说法有近二百种。不同的说法反映了不同的视角，突显了不同的认知侧面，选用哪个说法反映了说话人的元认知和元语用意识，也反映了译者的认知世界中相关的价值标准。译者根据自己对Princess Diana的理解，赋予这个概念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原文的“die”激活的概念相整合而产生了该译文，用了颇具文学色彩和价值倾向的汉语成语。因此，我们能够从译文看出译者作为读者在对原文的理解中主观因素的介入。但是，所谓无意的“背叛”和故意的“背叛”很多时候并非泾渭分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有时体现出很强的艺术性。例如对下句的翻译，我们如何能分得清其中的“创造”、“背叛”或者“忠实”呢？

When you come home, you sit down, in a sober, contemplative, not uncharitable frame of mind, and apply yourself to your books or your business. ( Vanity Fair )

等你回到家里坐下来，以清醒的头脑，体味刚才所见的一切，也就不那么苛责了，于是就会埋头读自己的书或者做自己的事了。

译文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发挥作用时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未必会以原文在原语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目的语文化中发挥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扭曲可能造成对原语文化的误解。从另一个意义上讲，目的语文化却可能从中获得营养成分丰富自己的认知世界、语言世界，甚至现实世界，从而获得发展。从理想读者的角度来看， 理想读者应该意识到读的是译文，并适当调整对译文语篇的态度和 期待。上述分析适用于语篇翻译范畴内部的各种语篇翻译，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