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位”相对于“本位”，“参照”相对于“观照”。在此 “外位”主要指以外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作为基本立足点，并以此为依据和依归。“外位”具有不可或缺的“参照”意义，但“参照”不同于“观照”。“参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参照”通常具有求证的目的性（intention to verify)，因此“参照”常常不是第一位的，而是第二位（甚至有第三、第四位）的，这时被求证的已知系统（the given system)就是本位；第二、“参照”通常具有很髙的“选择性” （selectiveness)，因为參照系本身是一个非自足客体，对主体不存在归属性、制约性；第三，因此，此时的主客体结合常常要求主体有更大的积极性、活动性；第四、参照具有为主体提供“价值系统”（value system) 的功能，因此在参照系中选择出最佳参照时，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完善主体的本位观点；第五、由于外位参照系是一个开放性非自足系统，参照与参照之间存在着链状关系，因此它是超学科、超时空的。中外古今所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价值”。综上五点，所以我们说外位参照是不可或缺的（indispensable)。缺乏“外位参照”对“本位观照” 的“最大限度的完善化加工”（ the full process to perfection),则本位观必然无法涤除、扬弃其局限性。本世纪上半期的中外译论都具有这个通病。这是近代译论，以及前此各时期的译论研究，常常陷于明显的经验论方法论和机械论方法论的根本原因之一"。

外位参照对译学之所以不可或缺，除了一般性理论依据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及现实因素，这也是我们不可须臾忽视的。

第一、从历史上来看，汉语的语言研究（这里是指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语言学研究）起步很晚。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领域非常狭小，命题非常有限，方法非常偏颇。

第二、翻译学从本质上说属于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Taylor etal，1986)。翻译无不涉及第二、第三及更多的语种：翻译研究绝对不可能只顾及本位（本国、本民族 及语言群体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等等）方面问题。翻译只顾本位、不顾外位无异于闭门造车，是无法想像的，我国翻译史上就有诸多教训。公元三、四世纪翻译佛经而成初稿的人多为天竺人即古印度人，不熟谙汉文，国人又将佛经奉为天书圣典，惟恐僭越译者，于是常常以梵文本位观处理语文问题而舍弃本位，佛学中的许多论争盖源于此。例如东晋佛学的“本无”、“中道”之争。“本无”是竺法汰（320-387，AD)派根据天竺僧人的翻译提出的主张。至僧肇（384-414，AD,汉人，本姓张）大不为然，批评“本无”之说：“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都偏到“无”一端去了，不成其为“中道”矣。所以僧肇说真正的“中道”即应为秦汉人所谓“非有非无”方为原旨。另外，“不真空”也是梵文，即秦汉之“不真即空”（《不真空论》)。这都是将外位观“推到绝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绝对化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本位外位相调互济，绝对化是违反科学方法论的。

第三、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缺少现代翻译学基本理论与语义学发展研究所必需的意义理论（属于现代语言学及语言哲学）、文本理论（属于语段语言学、哲学阐释学及现代文艺理论包括现代美学）、表现理论（属于现代文学理论、阐释学及美学等）以及价值理论（属于哲学认识论、价值观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理论及自然逻辑与语言逻辑学以上四个方面的专论(也是深层理论），再加上概论，就构成了翻译学基本理论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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