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个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是吉里•列维（, ?- 1966)。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现代翻译研究的先驱。他的翻译理论代表作有《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Literarische Uebersetzu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1969 )和论文《翻译理论对译者有用吗？》（Will Translation Theory Be of Use to Translators? 1965)、《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1967)。列维在其著作中，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为现代文学翻译研究树立了一面旗帜。

列维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文学翻译重在再创作。列维继承自古罗马戏剧翻译家泰伦斯开始的传统，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焦点在于再创作。文学翻译研究应当摆脱对翻译作品的一般性评论，扎扎实实地在目的、方法和效果上狠下功夫。文学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感到他所读的是艺术作品，能从中获得智慧、知识和美感。文学翻译应该使译作具有和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译者是否熟悉原作内容以及能否判断并再现原作的文学风格和特征。因此，就文学翻译理论而言，比较历代的作诗方法、创作方法以及分析阐明译者在翻译中的职能和任务，乃是构成这种理论的先决条件。

（二）文学翻译必须采用“错觉”理论。所谓错觉，就是指译者隐匿在原作后面， 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读的不是经过中间人（即译者)处理的译作，而是在直接读原作。这种错觉理论最适合于文学翻译，因为它最能客观地反映读者的心理：戏剧观众明明知道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不真实的，但他却要求演出逼真；小说读者明明知道所读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他却要求小说遵守可能性原则，要求小说合乎情理。同样，译作的读者知道他不是在读原作，但他要求译文保持原作的特征。换句话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使译作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用目标语写成的原作。否则，文学翻译就达不到标准，译品就缺乏文学性或艺术性。

（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就目的而论，翻译是一种交际过程，目的是把外国原作的知识传递给读者。但就实际翻译操作而论，翻译却是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遇到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情况，必须在一系列的选择中作出一个选择。例如，让英译者翻译德语剧名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塞丘安的好人》，译者会面临两种选择：（1)The Good Man of Sechuan《塞丘安的好男人》；（2) The Good Woman of Sechuan《塞丘安的好女人》。因为，在语义和风格价值上，英语中没有一个词与德语的Mensch等同（person —词与Mensch不属于同一风格层次）， Mensch在含义上包括man(男人）和woman(女人）。这种选择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并且各个选择又彼此相连，最先作出的选择为后来的选择创造了某种上下文。 在这种意义上，翻译好比下象棋，每走一步都受到前面各步的影响和牵制。结果译的好坏取决于译者从最初的理解到最后的润色能否正确圆满地作出判断和抉择。

（四）翻译必须正确对待更改原文的问题。列维通过实验证明，译者在翻译中往往以两种方式更改原文：（1）在几个对等语中为一个原文词作出选择，译者必然趋向于选择一个词义比原词广泛的词；（2）译者在用词造句时，往往喜欢把原文没有表达的思想逻辑关系表达出来，以此弥补原作思想中的“断线”现象，使表达“正常化”。这两种更改都有其思想原因。在第一种情况中，译者在同义词中作选择，自然会选择最先想到的词。一般说来，这种词用途广，易于想到。在第二种情况中，译者认为自己有解释原文的义务，必须把内隐的语义逻辑关系明说出来，使译文易于为读者看懂。也就是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出原文在形式上没有、但是意义上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于这两种更改，必须抱有正确的态度，适可而止。不恰当地选择泛指词，会剥夺原文具体而生动的特征；处处把内隐成分变成明说形 式，会使译文显得简单肤浅而不能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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