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尼契系女小说家。她的丈夫是波兰人，曾因参加波兰民族革命，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逃出后隐居伦敦，靠卖古籍珍本生活。因为这种买卖在美国较为好做，后便移居美国。伊莎尔•伏尼契的丈夫早年去世，长期以来她孤身一人，生活濒于困境，只有从前的女秘书安娜供给她一部分生活费用。伏尼契于1987年发表的代表作《牛虻》，描写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独立和国家统ー的斗争。小说塑造了ー个青年爱国者的动人形象，因而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伏尼契其他主要作品还有小说《杰克•雷蒙》（1901）、《奥列弗雷蒙德》（1904）、《牛虻在流亡中》（1910）、《脱下你的鞋子》（1946）等。

《牛虻》中文本译者为李俍民。李俍民翻译《牛虻》的冲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真正动手翻译，则已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他曾这样这样追忆自己对《牛虻》的初恋：

在出版过程中，出版社与李俍民在三个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为此他们展开了唇枪舌剑锋芒毕露的论战。分歧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请傅东华先生校对，大刀阔斧地改动了许多，出版社又根据俄译本删节不少。李认为，审校改动可以，希望把译稿在出书后还他，以便他可与改动后的成文对照，知己知彼，但对有的删节有异议，尤其不同意删除对蒙泰尼里的深刻的内心描写。分歧之二是注释问题，出版社认为ー些常识性词语不必加注，而李译本注释过细；李则认为，注释对译者出版者及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过细了些，但对广大民众还是文盲、大多数读者阅读水平低下的解放初期，这些注释并不为过；分歧之三：李俍民为《牛虻》一书亲自完成了整套装帧设计，甚至具体到用什么图，什么字，字号多大等。由于李俍民的认真执著，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后只有全盘接受，而给读者留下的则是一部经典传世佳作。1953年7月这部作品终于与读者见面，后又多次重印，总印数达100多万册，是我国发行量最高的一部英国文学作品。

谁又能知道，这部对中国读者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小说的作者晚年竟生活在贫困交加之中。1955年，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凤子从一外籍朋友得知这一信息后，凤子立即将这信息传至作协，作协迅速作出反应，以1956年办字0065号文件形式，主送当时的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并同时抄送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并转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同志，文件写道：“伏尼契（夫人）的《牛虻》在我国青年中影响很大，但她的 生活目前竟陷于困境。我们认为我国应对伏尼契（夫人）有所表示，并给予帮助。”为此文件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向她支付版税，另一是请新华社和有关报刊发表消息，使人民了解她的处境及中国读者对她的关怀。项南收到这一文件后起草两点具体落实操办的意见，并“请耀邦同志批示”。耀邦同志大笔ー挥：“同意”，并签名“胡”。最后，由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庚同志给伊莎尔•伏尼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 信并寄5000美金稿酬。信中还请她为中文版的《牛虻》作序。而伊莎尔•伏尼契于1956年7月23日回复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五月八日来信以及从瑞士曰内瓦汇来的五千美元均巳收到，谢谢。

我的小说《牛虻》被译成中文并在贵国人民中拥有这么多的读者的这个消息，是我晚年中听到的最令人惊喜的消息之一，至诚地感谢你把这本书在 中国得到好评的消息告诉我。

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拒绝为《牛虻》中文版特别写ー篇序言，另外还有两个国家也曾经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一方面是我怀疑作家为自己的小说写序言的价值，同时又因为我的高龄，我必须把余力用在完成我尚未完成的作品上。相信你们能够理解我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们请我写序言的诚意有任何不感谢的地方。

......

谨向你和中国读者问好。

这是一封由伊莎尔•伏尼契亲笔签名的无比珍贵的信件；这也是中国文学翻译界和交流史上一段弥足珍贵的史料；这还是一部极其精彩而深刻的文学档案。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那么绵长而幽远。（参见《每周炘望》2000年8月30日）

70年代末以来，李俍民的《牛虻》译本多次印刷，深受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以后《牛虻》的复译本不下10种。改革开放后伏尼契的《流亡中的牛虻》和《牛虻世家》也都有了中译本，前者有徐吉安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和顾治洲等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后者有刘登科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此外，《要塞钟声》由陆九如、陆肇明翻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伏尼契小说集》由李俍民译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关于伏尼契研究方面，50年代有周威烈等著的《论伏尼契的“牛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和宋韵声著《牛虻三部曲及其女作家——艾•丽•伏尼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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