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think it is a reasonable criticism of a good deal of academic work in politics that, because the writer has not seen things from the inside, he tends to mistake the formal appearance for the living reality ... The captaincy in the Hampshire grenadiers was not entirely useless to the historian of Roman empire； long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Shattsbury were vital to the thought of Locke: and the election campaigns for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 taught Graham Wallace a good deal he could not have learned in books about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第二句他的译文是“在H.郡的掷弹兵里当上尉，对于罗马史家不是完全无用；在Shaftsbury城服务多年，对于洛克的思想极为重要；伦敦市议会的竞选教给格拉罕▪瓦勒斯许多东西，是他在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本上所不能得到的。”这位朋友跟我说，这里的第二第三分句他相信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一分句里，他不懂当掷弹兵上尉为什么对罗马史家有用。他不知道这里的“罗马史家” 不是泛指，是指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吉朋曾经在1759—63年在日,郡民团里当过上尉。他所谓没有问题的第二第三分句也不是全无问题。Shaftsbury在这里不是地名，是人名，指的是Shaftsbury伯爵，是查理二世时代的权臣，洛克曾经当过他的医官，并由他的力量做过好儿任官，一直在他门下十几年。Graham Wallace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政治中的人性” ,1908年出版。
翻译工作者的第一个任务是了解原文，第二步就得把他所了解的传达给读者。有些疑难之点，只要弄明白了，译了出来，就不再需要什么，例如上面所引Sir William and Lucas之例，in the service of Shaftsbury之例，Om mani padme hum 之例。像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之例，就最好得加个注；至于the historian of Roman empire,就更非注不可了（有人主张，遇到这种场合，干脆就把它译做吉朋，这就破坏了原作者的风格，似乎不是最妥当的办法）。
所以，必要的注释应该包括在翻译工作之内。鲁迅先生译书就常常加注，也常常为了一个注子费许多时间去查书。当然，注释必须正确，否则宁吋阙疑。比如今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保卫世界和平专刊里刊载的爱伦堡所作“和平拥护者”那篇文章的头一段有这么一句：“那时候，美国的和亲美的报纸上所谈论的是杜鲁门先生的人道主义，原了弹的诗句，封腾布罗的马剌声……”篇后附注：“封腾布罗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以古典建筑和森林著名。当地有兵工学校一所。”这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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