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诗的出路除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借鉴外国诗歌技巧之外，似别无他择。这种借鉴的结果便是五四时期的白话诗。由于中国传统诗的年代延续得太久了，所以五四白话诗对传统诗的反叛也最彻底。然而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本身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白话诗在语言形式上与传统诗距离太大，这就与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发生了冲突。所以白话诗一开始就失掉了很大一部分读者，加上白话诗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是西方诗的翻版，欧化味很浓，因而自其诞生以来，虽然是用明白如话的形式写成，却和中国说着白话的老百姓变得隔膜起来，真正读它们的，只是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国新诗实际上处于一种二难境地：退不能恢复到旧传统，进不能使其形式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读。这几十年来，白话诗一直在死命挣扎，盲人骑瞎马似的左冲右突，和别的文学形式如电影、小说之类比起来，不免自惭形秽。不少白话诗作者于是更多地看外国，抄外国。

如前几年风行在白话诗作者之间的朦胧诗，就是艾略特一派诗风的续演，然面艾略特一派诗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内是中国诗传人西方诗坛后生出的杂种树，中国人却又从这杂种树上采摘些枝条回来嫁接在不大景气的白话诗上，殊不知这种晦涩之风正是咱们的不少老祖宗惯用的手法。奇就奇在中国诗传到西方，可以卷起“意象派”之类的旋风，可以长出庞德、艾略特之类的怪树，而西方诗传到咱们中国，却迄今未育出大木来，这虽是遗憾之事，却又为中国当代诗人们提供了无穷的希望，因为当最伟大的诗章尚未诞生时，每一个当代诗人都有摘取桂冠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