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阶段以浪漫主义为旗帜宣告阳性诗重登舞台。随着德国的歌德、荷尔德林，英国的布莱克、彭斯等大诗人的出现，西方世界诗坛上的钟摆明显摆向了阳极。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浪漫主义为标志的阳性诗达到顶峰。此时英国有湖畔派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及三个少年天才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德国有以诺瓦利斯、艾兴多夫为代表的德国耶拿派和海德派，意大利有莱奥帕尔迪，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普希金，美国有惠特曼，匈牙利有裴多菲等。浪漫派诗人注重主观抒情，喜用夸张的手法，崇尚个性自由，讴歌爱情与大自然.抛开微妙的差别不论，浪漫派诗风可说是古希腊萨福式阳性诗风的重现。浪漫主义宛如一个纵情喊叫的歌唱家，他可以任凭泪水挂在眼睑上面不擦拭它，以表示情感的热烈与真诚。但是歌唱家的嗓子也有喑哑的时候，到了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的钟摆走过了极点，又转而往阴极方向振荡了。

第七阶段的振幅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振幅更小，但是阴阳两性诗间的距离仍是显而易见的。第七大诗潮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宣布阴性诗重执世界诗坛牛耳。完成这种阴性诗的过渡期的标志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涅克拉索夫，法国的戈蒂耶，英国的丁尼生、勃朗宁，美国的坡，法国的波德莱尔，印度的泰戈尔及中国的徐志摩等大诗人，实际上标志着浪漫派诗风的余波，正逐渐向髙度含蓄性过渡。晦涩很快成了此期诗歌的特点。兰波、魏尔伦、马拉梅进一步使钟摆靠近阴极，叶芝、格奥尔格、吉皮乌斯、瓦雷里、里尔克亦是推波助澜者。拉丁美洲的现代派诗坛领袖人物达里奥及与之遥相呼应的欧洲现代派诗人希梅内斯等亦值得一提。以庞德为首的意象派亦在诗坛上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与苏联以叶赛宁为首的意象派交相辉映。马雅可夫斯基则作为未来派的代表唱出了反传统的战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和西班牙极端主义等先锋派迭次粉墨登场，阴性诗越来越有声势。戈吕雅、阿拉贡、聂鲁达、帕斯等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了这一大潮。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此时对文艺起着划时代的影响，但是反禁欲的弗氏理论孕育出的很大一批文艺作品却是一种奇特的果实：主观思想方面反禁欲，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对大众来说却是禁欲性的，其原因在于艺术形式和风格自身的含蓄性和怪诞性已趋极端。当诗人们醉心于非理性王国的时候，更多的读者却仍然宁愿看到清醒的自我，诗歌和普通人民渐渐拉大了距离，如果人们不能真正领会这种诗，那么这种诗就必然是阴性诗，尽管它们实际含有纵欲性内涵。到了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艾略特，则现代世界阴性诗发展到迄今为止的最高峰，这个最高峰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神秘性和象征性，连艾略特的同时代人、诗人兼批评家的阿伦•塔特也声称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一个字也看不懂”，艾略特本人亦否认其诗有什么社会含义，只不过是“一种意念的音乐”。不过，由于我们离20世纪太近，说艾略特是阴性诗的高峰还需后代来验证。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到现在为止，艾略特无疑是这种神秘风格的阴性诗的最大代表，以后是否有出其右者，尚需拭目以待。这里还需着重指出的是，由于庞德、威利和洛威尔等诗人的大力译介，以含蓄著称的中国诗在二十世纪像惊雷一样震撼了西方诗坛。中国诗代表着东方诗歌的最髙成就， 这是它代表东方诗歌第二次和西方诗歌碰撞、合流，第一次碰撞、合流发生在东方的古埃及、古希伯来诗歌进人西方世界诗歌大潮时。由子地理和文化上的隔绝，中国诗歌一直在一种封闭状态中自生自长，它也一直是以阴阳两极对立转换的模式发展，但相对于西方世界诗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又是阴性重于阳性。数千年来它几乎和域外世界诗潮不发生联系，这种彻底的封闭状态对文明发展来说，固然是坏事，但对于诗歌本身来说，又有值得庆贺的一面:在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内，极度的封闭性意味着极高的独创性。中国诗歌由 是成为世界诗园中一枝最奇特、最难華仿的奇葩.《诗经》、楚辞、汉賦、唐诗、宋词、元曲构成中国诗发展的脊梁。大体上说来，《诗经》中的《风》为阳性诗， 《雅》、《颂》为阴性诗;楚辞为阳性诗，汉赋为变体阴性诗；唐诗、宋词为阳性诗， 宋诗为阴性诗，元散曲为阳性诗。明、清以来，阴阳交错，二极振幅愈来愈小， 已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末流；诗歌理论极为发达，诗歌创作却萎靡不振，似是阴阳二极衰减振荡的必然现象，故鲁迅以为中国的诗歌到唐时巳经做完，持论虽有偏颇处，却是有见地的看法，与上述阴阳二极衰减振荡的说法有暗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