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是中世纪诗歌，阴性诗终于占统治地位，时间长达1 000年。禁欲成了中古文学中压倒性的主题。其主要成就是宣扬基督教教义的教会文学，亦可称圣经文学。此期以拜占庭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诗歌具有罗马晚期文化和叙利亚、古埃及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特点，东西诗潮合流，但东方色彩十分浓厚，其思想内容不外是崇拜帝王和宣扬基督教精神。.在很多方面与古埃及《亡灵书》中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其他的诗歌创作也取得 了很大成就，但其主要风格，仍属阴性诗，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诗风味。 此类诗如法国的骑士抒情诗（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骑士传奇诗，英国的亚瑟王故事诗、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日耳曼人的《希尔徳布兰特之歆》，冰岛的史诗《埃达》，芬兰的英雄史诗《卡列瓦拉》，法国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西班牙的英雄史诗《熙德》，德国的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俄罗斯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阴性诗在此期的基本特点表现为禁欲性，提倡忠君，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等级制及其道德规范，用虚伪的信仰和名誉等来压抑人的天性，是迄今为止整个西方世界诗歌发展中阴性特点达于颠峰的诗歌。虽然如此，阳性诗因素仍然在中世纪内寄居于民歌、谣曲、城市文学、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等诗体内，虽然发展十分缓慢。这种端倪尤见于法国城市文学中的长诗《玫瑰传奇》(写于13世纪30年代），其中已开始批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难怪15 世纪初，围绕该诗爆发了持续三年的论战。以巴黎大学主事瑞松为首的教会攻击它的后半部“不道德不敬神”，叫嚷“与其加以桂冠，不如付之一炬” 然而阴阳衰盛律是难以抗拒的，阳性诗兴起的周期已经到来。随着但丁、乔叟、维庸等大诗人分别崛起于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阴性诗过渡到阳性诗的最后一步终于迈出，于是西方世界诗歌走到了第四大转折点。

第四阶段的阳性诗勃起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彼特拉克、阿利奥斯托、塔索，法国的龙沙、杜贝莱，英国的莎士比亚、斯宾塞等伟大诗人扬起了以人为本、反对神权的大旗，重科学，反禁欲，弘扬人性，歌颂爱情，代表着自古希腊以来阳性诗的第二个高峰。与这个高峰相呼应的，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文艺复兴的浪潮来势之猛是极为惊人的，它那摧枯拉朽的雄威席卷了大半个欧洲，使得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便“超过过去世世代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文艺复兴之猛烈恰与中古的禁锢状态之深重成正比，对人性扭抑得越重，其反抗力也爆发得越大。但文艺复兴的浪潮似乎太猛烈了，涨得快，消得快，它汹涌澎湃了不到三个世纪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调节式的自我压抑。就诗歌发展本身而言，内容的驳杂无羁，情感的奔泻无余，似乎也必然要求某种整一性和含蓄性，于是对形式严谨性的追求又成为新的风尚，阴性诗由是卷土重来。

第五阶段以古典主义为旗帜代表的阴性诗急遽上升为主潮。古典主义崇尚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典雅谨严，事实上是古罗马时期维吉尔、贺拉斯一派诗风的重现。古典主义似乎并不太费力气就登上了此期西方世界诗坛的盟主地位，其主要标志在法国有盛行一时的巴罗克诗风和马莱伯、布瓦洛、高乃依、伏尔泰等古典主义诗人，在英国则有德莱顿、蒲柏、弥尔顿及玄学派诗人多恩等。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主义诗歌只是阴性倾向大于阳性倾向的诗，而不是中古时期那种阴性倾向占压倒优势的诗（愿那样的阴性时代不会重演），这时阴性诗和阳性诗之间的振幅已远不如古埃及时期至古希腊时期或古希腊时期至中古期之间的那种阴阳两极振荡的振幅大了。在古典主义时期，阳性诗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英国的感伤主义和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已经预示着阳性诗将再次成为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