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它是人类心灵深处的颤动。六祖惠能曾因广州法性寺风吹旗幡一事道出千古妙谛：不是旗动，不是风动，而是心动。以此喻诗，则鉴赏诗歌的种种疑窦，往往能涣然冰释。天下万物，只要以诗心去感受，则无物不是诗， 无处不是诗。“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德国美学家里普斯的“移情”说正与此大合。“移情”说这种观点与王夫之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的说法十分合拍。如果按英国诗人雪莱的意思，则一切文明产物、科学、哲学、历史、考古乃至一切思想体系，无不诗情弥具。(郭沫若亦有此论，或即受雪莱影响）。以人事论，大而言之，诗可以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叼小而言之，则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广而言之，则如维科、克罗齐辈所言，普天之下，人人皆诗人。鲁迅亦有此说：“盖诗人者，櫻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 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虽则诗魂诗魄人人皆有，诗心诗趣却又各自有别。

一人有一人之诗、一代有一代之诗，一国有一国之诗。故诗材、诗源、诗味、诗义纷然杂陈，不可尽述。别的不讲，单就什么是诗这千古悬案，就不知难倒了中外古今多少文坛巨擘。人类写下了堆山塞海的诗篇，却说不清究竟诗是什么这个问题，这看起来很滑稽，而不幸却是事实。黑格尔说：“凡是写论诗著作的人几乎全都避免替诗下定义”。然而黑格尔之言差矣。论诗者并不特别避免替诗下定义，倒是争着给诗下定义者居多。古往今来，论诗者究竟给诗下了多少定义，实在难以检索。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中随手列出40多条诗歌定义。美国当代诗人卡尔•桑德堡在《诗的定义（初型）试拟》中也一口气列出38条定义。事实上，凡是诗人，必有自己独特的关于诗的看法；而既然按维科的说法，人人都可以是诗人，那么自然可以由此推论，世界上人人都可以有—条关于诗的定义。因为人人都有各自的定义，结果就没有了定义。在这种情形下，明智的作法是承认一切关于诗歌的定义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不过这种合理性和存在价值都是相对的，都依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审美主体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每一种诗歌定义都丰富了人类关于诗歌的审美认识：而每种诗歌定义能否流行则又取决于该定义所处时代的具体场合和审美主体的需要程度。一般说来，为特定时期的大多数人首肯的定义可以看作是该时期最好的定义，称为主定义；其余定义次之，称为辅定义。主定义和辅定义之间依据不同的时空条件和主体类别发生转化、有时此为主、有时彼为主，它们不必是循环式的，但它们会发生转化却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