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韦努狄看来，“归化”与“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问题，而是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范围里来考察。然而，究竟应不应该放在这样的范围里来考察，或在何种程度上作出这样的考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在翻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异口同声地赞许韦努狄，认为他的“翻译异化论”代表了一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和阻抗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转换一个角度来印证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例如，把强势的英美语言与文化当作源语、源文化，而不是目标语、目标文化？如把英美作品译入某种发展中的非洲语言，而不是把非洲作品译入英语？如果在这个转换了方向的语境中， 我们按“异化”原则移植了英美源文本的异族特征，所产生的结果会不会同样被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假如因为强势的英语变成了源语、弱势的非洲语变成了目标语，而把原本提倡的“异化”主张修正为“归化”主张，以彰显对“阻抗”殖民文化入侵的考虑，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韦努狄所说的“异化”只适用于把英语作为目标语的翻译？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韦努狄似乎没有给予必要的解释。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也因此而给了我们更多的研究空间，并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
翻译从来不是以一种不受影响的方式进行的。异化翻译也好，归化翻译也罢，其实都是翻译活动受到影响后的产物。两者的差别在于，异化翻译者多受异族语言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标语中突显异域文本的异域性；归化翻译者则多受我族语言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标语中全力去除异域文本的异域性。从翻译伦理上来看，很难断言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因为翻译现实表明，两者在目标语言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代替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翻译理论的多样性。然而正如韦努狄后来所评论的，有着共同的兴趣并不能保证在一个领域可以接受的理论或方法，能够满足另一个领域在概念上的要求。在西方，从古代到19世纪晚期，对翻译的理论阐述可以归结为对语言和文化的思考，包括文学理论和批评、修辞、语法、语文学等。20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方法和领域更加多样而广泛，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多极化趋向：语言学、文学批评、哲学思辨、文化理论、实验研究、人类学实地研究，以及翻译培训、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等等，莫不如此。而现代文化，包括翻译研究文化的出路是，加强学科之间、研究领域之间以及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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