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微观研究，探讨词汇、语法和话语的翻译和源语文化因素在目的语中的表达方式，以使译文在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中产生原文在源语文化背景中相应的效果。而文化学派对翻译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的研究。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作对目的语文化和社会构建所起的作用。文化学派通过对翻译中语言转换的分析，看到了这种转换背后的驱动力——政治、权力、意形态、文化系统等。但这种影响也只能通过对翻译中语言转换的分析，才能确定的。我们需要语言的证据来证明文化的影响的。因此，无论是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翻译研究都离不开语言。也正如切斯特曼引用Maria Tymoczko所说的，我们需要两种途径。文化分析有助于解释语言的选择，而翻译中的语言特征又具有文化的意义。我认为语言学将继续处于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蒙娜•贝克也说: “翻译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活动，但研究意识形态不能空谈。研究文化差异、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都要从语言入手，因为文化差异、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后殖民主义等问题都要通过语言来体现的，因而借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建构翻译研究的分析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若要探讨语言决策的结果及其原因，就要到语言学范围以外寻找答案了。
第四，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的研究要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语言学理论的进展。在语言学中，机器翻译是计算语言学的一个领域。机器翻译还要依赖于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语料库的建立、词典的编纂、词汇和句法等的语法分析、语义的分析乃至语用的分析、语言的类型和语言的转换、生成等完全属于语言学的研究。
最后，我要说，翻译无非是译者对语言的操作/操纵和对文化的操作/操纵;或者说，是译者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控，即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而对文化的操控最终还得落实到对语言的操控上。勒弗维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也认为，“翻译还得通过语言手段的运用对读者产生影响”。方梦之教授把语言学及其相关科学看作“一体三环”中的“第一环”，即“内环”，就是因为语言学科是翻译学的最重要、最直接、也是最早形成的外围学科。因此，不论是翻译的语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离不开对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天生的联系，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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