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批评效果的人文化”，首先涉及批评功能的实现问题。科学翻译批评具有社会、个人发展和学科发展三种功能，但实现这些功能的途径，并不仅仅靠“指谬”。正如许钧等所说：“批评不能以否定前译为根本宗旨。前译的不足之处（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甚至不成功之处，自然属于翻译批评 的范畴，但绝不是翻译批评的归宿。”“……作为翻译批评，它的本质是‘建构性’的（这里我们借用贝尔曼的词汇）。也就是说，如果前译成功，它要依据自己的理论基础指出成功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在或然的历史条件下别的成功可能；而如果前译是不成功的（自发的翻译批评往往集中在不成功的译作上），那么批评的功能就在于指出它与翻译历史、与语言文化历史不相符的地方，并且开启复译 的空间，为等待成功的复译的到来做好理论上的准备。”作者此处所谈及的,其实也涉及“批评效果的人文化”问题：我们的翻译批评 (包括科学翻译批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正误评析，而应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依据一定的“时”、“空”关系对前译作出客观的评价。
“批评效果的人文化”的另ー层含义是在承认译者“主体性”的前提下，对译作等的“主体间性”也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吕俊根据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把翻译标准定为三条：首先是符合知识的客观性。在翻译中，原文所传达的知识是一种符合客观性的知识，在翻译中，必须同样保证其真实性。其次，在译者与他所处社会的关系上，译者也不是ー个完全自由的主体。任何个体主体的理解，都应是经过社会群体主体的检验才能更接近真理，即与社会群体的主体形成共识。这就要求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应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即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可接受性。他的译文如果不被社会群体主体认可和接受，这就说明他的理解和解释是有问题的，是不合理的和缺乏有效性的。其三是应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结构所给出的规定性和定向性。这是文本已完成和已决定了的东西，是属于确定性的一面。一些译论者对解释哲学有ー种误解，认为文本没有任何确定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翻译活动还能否进行就值得商権了。他们认为原文文本只有不定点，只有空白与空缺，任何意义都是对话的生成，而不应该有任何确定的意义，这是ー种错误的理解。如果意义从无确定，不仅翻译不可能，就是人们的任何交往也会成为不可能的事，这样解构主义不仅理解不了别人，別人也同样不可能理解它，最终，解构主义本身也自然会解构自身，即不可能存在。我们说ー个文本既是被决定了的，又是开放的。被决定了的部分就是指其框架结构所给出的规定性与定向性，开放的则指那些空白、空缺与不定点。这一条标准应是译者主体表达的真诚性的表现。吕俊在这虽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对翻译批评颇有启迪。因为不管怎么讲，翻译之所以存在，它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区别性特征（distinguishing feature)就是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取消这ー层关系，其实就消解了翻译本身。因此，在科学翻译批评中，如何判断和评价译者的主体性，并判断和评价译者如何处理与原文、与译作接受者的关系所表现出的主体间性，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里所提的“批评效果的人文化”，一方面指科学翻译批评应当对译者、译作等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充分考虑此文此译的社会文化因素、时间与空间因素等，不一棍子打死；与此同时，也应该对译者的“主体性”从它与“主体间性”的诸关系中加以分析，以确保科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不致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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