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讨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时候,我们不能全面否定和拋弃以前的语言学理论。那种忽视甚至全盘否定语言学的研究途径是不可取的。同样,当我们今天谈论译学研究向语言学回归的时候,也不能否定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重大意义。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没有以前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1. 当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就是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而翻译学需要进行多层次、多元化研究,已是当今译学界的共识。翻译研究是多层次、多视角的,各种研究途径和理论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才能推动对翻译全面、深入的发展。更何况我们今天所说的“向语言学回归”,决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在文化转向发生后向语言学研究的回归。因为,如上所述,语言学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微观语言学到宏观语言学发展的过程,对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打破了仅仅关注语言结构的对比和转换;而文化的翻译研究途径,更使语言学研究者能在文化大背景观照下,进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在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的实践工作者提高了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识”,那么,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过程,会具有更强烈的“文化意识”。译学综合研究多元化的趋势,必将继续发展下去。
2. 将会加强对非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或者说是加强应用翻译的研究。我在评论黄忠廉、李亚舒两位教授联袂推出的《科学翻译学》的文章中说广在踏进新世纪的门槛时,译学研究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译界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非文学翻译。这一趋向,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初露端倪。这里的所谓‘非文学’包括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 旅游、体育、娱乐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当推我们常说的‘科技翻译’。”纵观整个翻译史,尤其是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非文学翻译本来就占了翻译活动的主导地位。令人奇怪的是,文学翻译的研究却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学术界的褊狭,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有研究价值,而非文学翻译是实用性的,对其研究无学术价值;二是非文学翻译, 其中包括科技翻译,往往时间紧迫,翻译量大,从事非文学翻译的工作者忙于实践,无暇坐下来研究问题。但随着20世纪最后几十年非文学翻译实践的迅猛发展,翻译研究领域也随之扩大,非文学翻译这 一领域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部分翻译研究学者的视野。这一趋势在新的世纪必然会继续发展。诺德也说据我观察,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对专业翻译领域的翻译现象多做一些实证研究,包括文学翻译的和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3. 将会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这是加强应用翻译研究的必然趋势。有一种误解是,好像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似乎是脱离翻译实践的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事实是,翻译研究派的领军人物勒弗维尔和巴斯内特都是从事口笔译实践的学者,而且,他们也竭力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的“序言”中,巴斯内特说我们(即勒弗维尔和她自己)都做过笔译和口译,因此都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理论问题。我们一直关注理论概念能为大家所理解,因为我们认为,让大家理解这些(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联系起来的一种方法。”埃德温•根茨勒在为此书写的“前言”中指出,勒弗维尔在1978年《文学与翻译》的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说,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应该互相促进,两者的互动过程,才能使翻译这一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根茨勒在评论巴斯内特的《翻译研究》一书时又说巴斯内特为学者提供了理论发展史,也为诗歌、戏剧和小说的翻译实践家提供了翻译策略,从而又一 次显示了翻译理论和比较分析对翻译实践的意义。”根茨勒认为,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多年的共同工作,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理论的兴趣,并不是把理论看作哲学思想,而是使理论对翻译实践家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