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国际译学界近20年来的一个显著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但问题与争论也同样存在。我国译学界部分学者对文化范式的研究不以为然，甚至因为其研究路径与传统范式相比太过陌生而拒绝承认其作为翻译研究模式的合法性。反对者的理由无非这样几类:或者觉得传统语言学式的研究中同样讨论文化 的传达问题而认为“文化转向”不过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命题，实际上并无新意;或者认为这种研究模式太虚妄、太宏大而无助于实际翻译水平的提高，甚至算不上“翻译的”理论;还有人觉得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似乎完全不探讨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因此不利于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个问题不仅在中国译学界存在，西方理论界也有人质疑。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文化转向”中的“文化”一词缺乏明确界定有关。有一个现象颇耐人寻味，中外译论家在谈论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时，很 少甚至根本没有对文化这个概念作一界定，仿佛这是一个人人皆懂的公理，因而这个词的所指好像无所不包实际上又捉摸不定。正如 Sherry Simon所说的那样，“虽然‘文化’一词在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被认为是最难说清楚且过于武断的概念，但在翻译研究领域，它似乎一 看便知，毫无疑义”。恰恰是这种人人谈论但无人深究的状况造成了在“文化转向”概念的理解上的混乱。人们对 “文化” 一词的理解一般都会追溯到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的简要定义，即“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道德、习俗、法律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习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或使用的“文化”概念都是来自人 类学的知识谱系，文化翻译也是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传统翻 译理论家们如卡特福德、纽马克和奈达等无不谈论翻译中的文化传 达问题。但他们，尤其是奈达，关注的焦点是不同语言在词句上反映 的文化差异，如爱斯基摩人描绘“雪”的词汇和阿拉伯人关于“骆驼”的词汇。他们也谈论语境问题，但这个语境是指文本内语境，并不新鲜。如果这样研究也被归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那它早就存在了， 何来“文化转向”？ 一方面，人类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所要摈弃的；另一方面，此处的“文化”一词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指体现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中的静态文化意象，而是指开展翻译活动和接受翻译作品的文化语境，也可以说是 “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缩略语。此外，在传统的表述中，“文 化”多呈现为器物、思维方式、艺术风格或风俗习惯等静态意象或状 态，岂不知文化同样是一种实践行为，“是以意识、行为与特定的价 值观作为基础，然后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手段”。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仅蕴涵着文化的象征性静态意象，更是进行文化实践的首要中介。而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活动，要揭示的也不仅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静态文化信息,还要昭示翻译行为本身的目的和达成目的手段。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力量的博奔，翻译的功能被置于历史与现实、支配与反制、权力与知识的网 络中进行解剖。后殖民批评和女性批评对翻译问题的大量论述，就是这种解剖的实例。有鉴于此，有人指出：“翻译不再被看做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和文学行为。”不过，在这里要作一个区分，不要把文化理论家对翻译的言说与翻译学的文化切入方法混为一谈，因为二者要达成的目标迥然有别。事实上有谈论翻译的文化理论家自己就宣称:“我对翻译的研究，完全不是要去解决什么译者的困境，不是要在理论上再给翻译另立一说，以便能够找到一个‘缩小’不同文化间之‘隔阂’的更加保险可靠的办法。……关于翻译的论述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却都没有或缺乏或压抑了历史性和不对称的意识。就这一状况进行考查，便是我的关怀所在。”换言之，文化研究关于翻译的见解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视角，是建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的在文本内甄别文化差异的方法有其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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