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就是指翻译实践时译者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批评家批评译文时必须遵循的原则。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标准则是从中产生的。由于社会活动受制于社会条件及译者个人等等因素，因此翻译标准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社会和译者的烙印。

任何翻译实践总要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衡量一篇译文的好坏同样也离不开一定的翻译标准，因此翻译标准的确立对于指导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人们看待翻译的角度不同，自然有了不同的翻译标准。概括起来，它们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以译出语或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the source-language-oriented or the target-language-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以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唯原文的形式是举，惟恐译文失真，有违原文作者的原意，因此翻译时完全采取词对词、句对句（ word for word and line for line）的死译方法，而且常多用音译法。例如把 the Milky Way（银河）直译为"牛奶路"，

把 the apple of my eye(珍爱物；珍爱之人，宝贝)直译成"我眼的苹果"；把"Every dog has its day."译为"每只狗都有它的日子"（正确的译法应为"人人皆有得意之日"）。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为数不少，如中国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约

230-309）、 15 世纪德国翻译家尼古拉斯·封·维尔(Nicolas von Wyle,生卒年不祥)、近代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而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原则则是一味以译文读者的口味为准绳，完全采用归化的译法。或是完全为了适合读者的口

味而让译文归化，有时甚至不惜曲解原作，如把"When Greek meets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译作"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正确译法应为"两雄相遇，其斗必烈"），把 Solomon(所罗门，古以色列国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意译

成"诸葛亮"，把 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 意译为"春，甘

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中外翻译史上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同样不少，如三国时期的支谦和康曾会、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古罗马的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贺拉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 65-8）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家。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Nida）早年提出的以读者的反应对等的原则基本上也是以读者为取向的。这两种翻译原则流传到今天就是所谓的"直译"和"意译"说。 "直译"和"意译"作为两种具体翻译方法完全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如直译常用来翻译科技文献等作品，意译常用来翻译广告、影视等文本），但如果将二者当中的任何一个视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唯一原则，显然是过于绝对化，难以指导出好的译作来。钱歌川和陈廷佑曾举例说明直译和过分意译的坏处，例如：

（ 1） The broker's hour is not only crowded, but minutes and seconds are hanging to all the straps and packing both front and rear platforms.经纪人的时间不但是拥挤的，而且分分秒秒都挂在所有的皮带上，包装在前后的月台上。 （译文完全直译，难以理解，可改译为：经纪人的时间不但是忙迫得像电车一样的拥挤，而且每分每秒车上所有的吊带都吊满了站立的乘客，在前后的站台上也挤得水泄不通。） (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 )

（ 2） He wanted to learn, to know, to teach.他渴望博学广闻，喜欢追根穷源，并且好为人师。（译文过分意译，偏离原作思想，可改译为：他想学习，增长知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别人。） (陈廷佑：《英文汉译技巧》 )

上述两例说明，把直译和意译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提出来， 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以译出语为取向还是以译入语为取向，二者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导致采用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和以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的水因素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