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于1505年在英国译就第一个《新约》译本，后经几次重版。他把希腊原文和自己的拉丁译文并列在一起，正文前附有献词和阐述翻译原则、方法的序 言，书尾附有注释，说明他为什么不采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措辞风格。他着重 指出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强调只有具备了丰富的语文知识，比如精通习惯表达法 和比喻用法，才可能正确理解和翻译《圣经》，并认为这一观点词样适用于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

（三）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拉斯谟在1503年他最初所译里班尼乌的三篇《演说辞》序言中，表明他遵循西塞罗的翻译原则，认为译者考虑的应当是句子的“重量”即含义而不是所用单词的数量。译文的好坏，必须由读者来评定。他在1506年翻译琉善的一部作品时对自己的原则方法作了清楚的阐述。他认真分析了琉善作品中的两个对话者的语言风格，认为这两个人在言语表达上表现出两种不大相同的风格，充分反映了说话人的性格：一个像希腊人一样和善、高雅、诙谐，另一个则像塞西亚人(Scythian)—样质朴、粗鲁、严肃、野蛮、精力旺盛。伊拉斯谟在翻译中力争模仿这两种风格，遇到无法模仿的地方便索性将有关原文略去不译。

伊拉斯谟于1506年还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两部戏剧：《赫库巴》（Hecuba）和 《伊菲革浬亚在陶洛人里》（Iphigeneia he en Taurois )。他为这两个译本写了序言，对自己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分别作了细致的阐述。在《赫库巴》的译序中，伊拉斯谟再次强调把优秀的希腊作品译成优美的拉丁文之难。他认为造成翻译困难的原因是：（1）所译作品是古典诗人写的，其变幻莫测的人物性格，极不寻常的戏剧情节，简明而优美的措辞等等，都不容有半点改动；（2）欧里庇得斯的修辞手法独特， 风格犀利，剧中合唱词深奥难懂，手稿混杂讹误。因此，伊拉斯谟认为，从来没有人成功地翻译过欧里庇得斯和其他古希腊诗人的作品，在有的时代连一部像样的译品都没有。伊拉斯谟基本上采取直译，但同早期的直译又有所不同。早期的直译者只强调用词准确而置风格于不顾，伊拉斯谟则强调风格的重要，使直译不致成为死译。

在《伊菲革浬亚在陶洛人里》的译序里，伊拉斯谟首先指出，这个剧本风格清新，用词相当丰富，不像《赫库巴》的风格那样简洁、犀利。两种不同的风格必须采取两种不同的译法。因此，他不像译《赫库巴》时那样谨小慎微，而是大刀阔斧，在不脱离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相应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段。

伊拉斯谟的翻译原则是：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要表现出希腊语的修辞手段，以诗译诗，以单词译单词，以朴素语言译朴素语言，以高雅风格译高雅风格。

（四）风格的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要求。伊拉斯谟对《圣经》的翻译采取逐词译法。遇到歧义时，在译文的正文中采用一层意思，而把其他可能的意思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由读者根据上下文决定取舍。他认为，他的译本用词准确，有助于正确理解，能为一般读者所掌握。这就是说，特别是对于《圣经》的翻译，译文采用什么样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要求。因此，他极力赞成把《圣经》译成各种民族语，使民族语读者各自去理解。他在《新约》的译序中写过一段常为人们引用的名言：“但愿每一个妇女都能读到圣保罗的福音和使徒行传，但愿能把它们译成所有的语言，不仅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懂得，而且也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懂得。但愿农夫能在犁边吟诵《圣经》，织工能在织布机边用《圣经》驱散心头的烦闷， 旅行者能用《圣经》消遣以解除旅途的疲劳。”换言之， 《圣经》不仅应译成民族语，而且应译成能为平民百姓所接受的语言，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和风格。

毫无疑问，伊拉斯谟的翻译理论是他人文主义思想和他精通多种语言、对文学风格富有鉴赏力的产物。他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同时代和后世译者都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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