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对文学研究采取新方法、对翻译理论提出新见解的杰出代表之一是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他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牧师家庭，早期教育受奥古斯丁教规的影响，后留学巴黎，又先后旅居英、德、意、瑞士诸国，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反对经院神学，成为北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学识渊博，长于语言研究，对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有深厚的造诣， 特别是他对文学和风格问题的精辟论述引人注目。

伊拉斯谟翻译过里巴尼乌、琉善、欧里庇得斯等人的古希腊文学作品，并在原手抄本的基础上于1516年首次刊行希腊语《圣经•新约》，后附有他本人所译的拉丁文本和所作的评注。这部《新约》对照本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西欧学术界，对后世的《圣经》研究和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伊拉斯谟对翻译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译文准确，风格优美，主要还在于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对待翻译问题，从多方面对翻译理论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认为：

(一）必须尊重原作。在伊拉斯谟以前，欧洲各国的《圣经》翻译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有的以希腊文本为蓝本，有的以拉丁文本为蓝本，究竟应当采用哪一种文本从未从理论上阐明过。伊拉斯谟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圣经》的翻译和评注必须尊重原作，因为任何译本，包括《通俗拉丁文本圣经》，都无法完全译出“上帝的语言”，即《圣经》的原文语言。他认为，早期的神学理论家在其神学著作中对“永恒的真理”作了解释，但在中世纪，《圣经》的讲解人不懂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不能理解《圣经》的原旨，因此这些人的说教必须受到检验，谬误必须得到纠正。 然而，即使是早期神学理论家“也都是人，他们对一些事情同样不懂，对另一些事情同样空想连篇，胡说八道”。这样，《圣经》的真理被掩盖、曲解或僵化成教条了。要重新找到这一真理，就必须追根溯源，以《圣经》的原 本为最终标准，正如他在所译《新约》拉丁文本的序言中所说，“……应当尊重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

从此，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任何译本都不能代替原本，不能以之作为新翻译的基础；在解释《圣经》时，也必须追溯到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本，所有按拉丁文本所作的解释全属无效，包括《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在内。

（二）翻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文知识。伊拉斯谟在一篇序言中说解释《圣经》含义的人往往不得不阐明单词的含义；同样，要阐明单词的含义有时便不得不阐明句子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正确解释《新约》就必须学习古希腊语；凡想从事神学研究的人都必须首先能读懂古典文学，从中学习希腊语的语义、词义和修辞学。这一思想受到他的挚友、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者莫 尔（Thomas More)的赞扬。

像赖希林一样，伊拉斯谟为人文主义者力争翻译《圣经》和阐释《圣经》语言的自由。他在自己所译《新约》的序言中，以语言学家的身份自豪地说：“我们阐明了六百多个至今连大神学家都未能理解的段落。这一点，神学家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们无法否认。”这样，在伊拉斯谟的倡导下，人文主义者采用客观的对照原文的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译文中的错误，引向那些经院神学赖以为基础的错误。这就推翻了那种把中世纪《圣经》诠释法当作权威诠释 法的传统观点。伊拉斯谟同意哲罗姆的观点，认为不可能有受“上帝的感召”的翻译。他认为，在解释《圣经》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权威可言。人们在语言知识和学问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对《圣经》的新的理解，因而可以产生新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