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末意大利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家是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69-1444)。布鲁尼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家、翻译家和政治家，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他生于阿勒佐市一个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只身到佛罗伦萨求学， 被佛罗伦萨市长视为养子。他早年修读了希腊文，随即开始了对希腊典籍的研究和翻译。先后担任过四任罗马教皇的文秘，为教皇起草各种训令和书信，后来又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长官。布鲁尼的学术生涯主要与典籍翻译和历史研究有关，其主要作品包括用意大利文撰写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记，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彼特拉克等人的作品，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他于1420年用拉丁文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同时，布鲁尼对翻译的理论问题也卓有建树，除在各种译序中谈论翻译外，还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正确的翻译方法》 (De interpretatione recta，1424-1426)的论文，对翻译的理论问题作了专门论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布鲁尼作为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初期的西方翻译理论权威的地位。

布鲁尼在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序以及在《论正确的翻译方法》一文中发表的见 解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亚里士多德不是抽象的教条，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译者务必使自己深入作品，“面对亚里士多德”。换言之，译者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风格，像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写作那样，用译语进行创作。他说：“每一位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西塞罗的语言响亮豪放、多姿多彩；萨鲁斯特的语言干净利落、不事渲染；利维的语言粗犷而又富丽堂皇。因此，大凡优秀的译者，在翻译这些作者的作品时都必须在译文中再现他们各自的风格。假如他翻译西塞罗，因为西塞罗的语言丰富多彩，变化无穷，所以他在译文里也必须使用冗长的、词汇丰富的、结构完整的句子，时而堆积辞藻，时而匆匆而过。假如他翻译萨鲁斯特，他几乎每用一个词都必须注意用词是否贴切，是否严谨，因而必须时刻注意省略、节制。假如他翻译利维的作品，他必须模仿利维的表达方式。译者应当被原作风格所吸引而忘掉自我，他如果不能融入原作的词序和句式之中，不能运用贴切的词汇和忠实于原作的风格，他就不可能使原文的意思得到很好保留。”

(二）任何语言都可用来进行有效翻译；那种认为语言差异在翻译中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译者用来掩盖自己能力低下而放出的烟幕。优秀的译者精通原语和译语，只要正视两种语言的差异，就不愁没有对付的办法。

(三）译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才能做好翻译。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里写的东西正确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然而，如果对两种语言没有广泛的知识，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并且，即使有广泛的语言知识，也未必够用。许多人具有对某件事 情的理解能力，却不具备亲自去做这件事的能力。例如，许多人能欣赏画，却不能自己作画；许多人懂得音乐，却不能自己唱歌。因此，要做好翻译，译者的第一任务就是获得对所译语言的知识。这不是一点点平常的知识，而是通过长期研读哲学、雄辩、诗歌等各方面书籍而获得的精深广博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称得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他们的作品高贵典雅，作品中充满古代诗人、雄辩家和史学家的俗语格言，充满实际用义与字面意义大不相同的比喻和修辞手段，而要领悟他们用词的确切意义，就必须精读细读他们的书籍，吃透书中的内容。译者的第二任务，是掌握译入语言，获得完全驾驭译入语言的能力，因为“这样一来，如果译者需要逐词直译，就不会因为不懂拉丁文而对希腊原词采取回避、移借或不译的做法；他会懂得词语的性质与确切含义，不会把‘小’（small)说成‘中’（middling)，把‘青春’（adolenscence)说成‘青少年 ’（adolescent)，把‘力量 ’（strength)说成‘勇气’ (courage)，把‘战斗 ’（battle)说成‘战争’(war)，把‘城邦’（city-state)说成‘城市’ (city)。此外，他会区分‘喜欢’（to be fond of)与‘喜爱’（to love)、‘挑出’（to choose out)与‘找出’（to seek out)、‘渴望’（to desire)与‘希望’（to wish)、‘演说’ (to perorate)与‘说服’（to persuade)、‘ 接受’（to accept)与‘答应’（to grant)、‘告诫’（to expostulate with)与‘诉说’（to complain of)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词语。他对优秀原作使用的成语和比喻耳熟能详，翻译时能予以模仿”。此外，译者还必须具备良好的鉴赏力，以保证他的翻译不会破坏和丧失原作的完整和韵律。大凡优秀作者，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优秀作者，其作品既充满了渊博学识，又具有优美的文学风格，只有在译文中能使两者都得以保留的译者，才算得上是合格的译者。松散拙劣的译文可以使原作者的威名美誉毁于一旦。“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有人并非饱学博识、精通文学而试图去从事翻译，那就 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上述第一论点并非布鲁尼的创见，可以说它实际上是古代西塞罗和昆体良关于“与原作竞争”之说的翻版。第二论点说的是语言的可译性原理。这个观点与但丁所提“文学作品不可译”的看法形成对立，在20世纪得到强调语言共性的现代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如费道罗夫、雅各布森、奈达等）的继承和发扬。第三论点谈优秀译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思想相当现代，许多说法到今天都不算过时。概括而言， 布鲁尼以译者、译文语言为中心，强调译者在处理原作方面的自由，这实际上是人文主义思想在翻译中的显现。因而，布鲁尼也可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人文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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