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一切诗歌都离不开抒情，但抒情的方式和程度是有区别的。这里提出的所谓纯抒情诗中的“纯”字，也可以看作是对于抒发源于人之生命力的纯粹情感的高度强调，是对诗人个体性的高度强调，它同中国文学史上鼓吹为统 治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演绎和精神文化奴役的“文以载道”的诗歌传统是很不相同的。

诗歌抒情的传统在中国文论史和诗史上源远流长。远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 虞舜就作了这样的界定：“诗言志，歌永言"。《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意而形于言……”郭沫若认为这是关于诗歌之根本在于抒情的较早的定义。闻一多考证道，这里的“志”即诗人的“怀抱”不管怎样，这里有一点是肯定的言志”是与“载道”相对立的早已有之的诗歌创作思想。

纯抒情诗作为纯诗的一种，同政治抒情诗是有差别的。诗同政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分別处于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向。我们知道， 诗歌一般具有纯审美、娱乐性、教谕性、认知性、实用性等五大功能。诗与政治的关系属于诗的社会教谕功能，这还只是诗的五大功能之一。诗的生存从根本上说还有它的本体依据，所以诗的内涵并不仅仅是政治的内涵。

现代纯抒情诗兴衰的历史过程，从艺术角度看，反映了意象化与形象化两种不同趋向的消长过程。前者注重审美知觉，偏重象征、暗示、通感，包含更多的想象和情感因素，语言上往往有大量意群形态的比拟型词组，而后者注重生活经验的提炼和生活图画的描绘，包含更多的理想和感知因素，语言上更加明快、晓畅、平易，意境相对单纯简洁，有利于诗歌发挥它的叙事性和政论性特质。总的来说，20世纪新诗发展的历史表明了政治抒情诗（包括长篇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的高度发展，纯抒情诗的相对萎缩，直至80年代中期为止，阴性诗潮多占上风，阳性诗则基本上处于低潮。40年代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以及臧克家的诗作，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作，都体现了新诗走上民歌道路的美学思潮在总的指向上与现代文学的美学思潮是相一致的。

在新时期，叙事型文学出现了“表现化”趋向，抒情型文学则转向进一步 “纯化”新的诗思、新的诗境、新的心境体验给80年代中后期的纯抒情诗创作带来了新的风貌。新诗进一步纯化：抒情因素强化，叙事成分减弱；注重意 象，注重“小我”和个性，注重抒情逻辑，注重私人的身世感；纯粹而迷蒙的抒情风格，静穆或自由的抒情主人公——更是诗人思考探求中的人格形象和复苏的灵魂的体现。

纵观20世纪中国的诗歌主潮，我们发现阳性诗周期大多短于阴性诗周期，它的总体是阴性重于阳性从20世纪初年到20年代阳性诗勃起，但是由于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诗歌的教谕功能、认知功能和实用功能逐步得到强化，阴性诗潮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情形从2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时间长达50年。从80年代起，阳性诗再度勃兴，短短的不到10年的时间内，纯抒情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即使是一贯对白话诗持漠然态度的批评家们，也不能不对此刮目相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80年代阳性诗由于其发展速度极为惊人，以至于很快就露出向阴性诗和元诗转化的倾向。它和读者大众的距离似乎又在拉大，追求纯瑕式美本身的热情往往超过追求情感美本身的热情。正是在这样的转折时期，我们期望目前中国纯抒情诗的发展袼局会稳步发展，而不至于过早地向阴性诗风转变。愿当代中国的抒情诗坛上开出更多更美的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