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义象虽平庸，通常并不影响其视象、音象之超迈时俗。在营构美方而，若后者杰出，即可视为佳作；但若义象尘下、诡谲或过分滑稽，则其视象、音象亦往往虽工而不美。极端的例子可举宋人梅尧臣，他常故意取一些肮脏龌龊的事物入诗，如厕房观粪蛆有感；聚餐后患霍乱；甚至捉跳蚤、打喷嚏之类都要借诗来表现。这类诗无论如何高明，因为义象丑陋龌龊，所以也称不 上好诗。如果从一个更高更严格的层次来要求，那就连老杜的一些名篇也难以符合好诗的标准。以历代各种版本必收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读起来总有一种调侃滑稽味，描摹虽工面欠美。见怒号之风掀了屋顶，作者似无大哀反自得其趣，津津有味地刻画那随风而去的茅草如何凌空翱翔，髙者挂树，低者沉塘。“飘转”二字，尤值得玩味。我们可以想见诗人两眼轱辘辘随飞茅转动的情状。这还不够，又不知打哪儿钻出一群或许光着屁股的“南村群童” 来与这位拄着拐杖的老头干仗，硬是抢了他的茅草“人竹去”，诗人大概喊也喊够了，骂也骂够了，弄得唇焦口敝，只好靠着拐杖喘粗气。之后还有黑天黑雨、骄儿恶卧、雨脚如麻、被子蹬穿等描绘，给人的总印象是过实而欠美。此类题材若用以写成一篇幽默散文，或许不错，偏要用诗来表现，有时就不免滑稽。 自然，从理论上讲，天下万事万物，无不可入诗；但实际上，在如何“入”法上就大有文章。同一个题材，对视象、音象、口吻、措辞、角度等因素的选择不同，其艺术效果也就断然不同。诗应该首先用来抒写美好的情感和事物，如果主要用于记事（远古史诗多半如此），那就最好别用它，而改用更灵活更容易掌握的散文。

总之，义象是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容许它平庸，浅露，却不容许它丑陋，此为鉴赏汉诗一要诀。就纯艺术的角度而论，视象，音象比义象重要；从伦理学的的角度而论，则义象又比其余各象重要。作为诗歌鉴赏者来说，固不可忽略义象，但亦不宜太重义象，因为说到底，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关键因素是其形式，而非内容，此点未悟透，则鉴赏将常常沦为无休止的含义诠释。诗无达诂，并非坏事。但如果鉴赏者鉴赏了一通，获得的不是美感，而只是一堆令人昏头胀脑的含义，则鉴赏就可谓走上了斜路，此宜乎鉴赏者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