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瑕的《论说文集》国内有人以文言译出，似乎与原作的17世纪英语文体对应。这里面却有个问题，将中国作品英译也照此办理，《论语》大概要用乔叟时代的古英语来译才对，真有人这样看么？译出来又给谁看呢？译文理应符合现在读者的语言习惯， 而不是返古。语言随时代发展，随社会和人的变化发展。乔叟的读者已不存在，他们的语言也己成为历史，就是现在英美人士，除了专门学者，多数都看不懂，也不屑去看古英语。英语《圣经》钦定本距今不过三百年，英美学荐仍嫌其不够通俗，下本世纪 60.70年代合作将其译力当代英语，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阅读。

翻译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不能赢得多数读者的译文恐怕只有让博物馆去收藏。严复以文言文译西方作品，是他那个时代读者的语言习惯的需要所致，若仍以极雅的文言文译文给今人看， 那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梁实秋、林语堂、鲁迅、郭深若等人的古文水平不差，但他们尊重同时代读者的语言习惯，不采用古汉语译西方作品。事实上，很多好作品都有两个或更多的译本，有的每隔二二十年就要重译一遍，原因也是汉语本身发生了变化，读者自然愿意看符合自己时代的语言习惯的书，重译是必然的。

有的译者久为文体风格可以再现，提出“译狄更斯，还他一个狄更斯，译海明威，还他一个海明威”，且非常自信，实践起来却未必可行。有许多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写作，他们使用的英语与英美作家的语言有所不同，如海外华人的英文作品就独具语言风格，中译文如何体现呢？英语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不同于正统英语的许多变体，译者怎么展现它们的风格；汉语有这么多变体与之对应吗？难道能用粗俗的、有语病的句子去译黑人英语？ 又比如，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乏满口俚语与方言的人物，有人尝试用我国某一地方话来体现原著中的方言。这样—来，读者脑海里浮现的恐怕是一个满嘴“阿拉上海人”，或是说话像唱歌一样的江浙的小姑娘，而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农妇或英格兰工人。这便是被称之为“民族化”的译法，尝拭者甚众。王力以七言诗体译《恶之花》，读起来很是上口，却已经不是波德莱尔。若将外国诗都译作五言、七绝之类，国内读者会以为外国诗人不过是些酸秀才，这种效果给原文带来的是毁还是誉？钱钟书的译文亦是汉化至极，达到了他自己说的“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不过，完全“汉化”的译文大概不会同时又忠实于原文，这是常识。莎剧《李尔王》移植成我国地方剧《黎琊王》，从人名到故事背景都做了改动，洋味被消除得一干二浄，要说它忠实于原文岂不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