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地直译为好，但直译并不是死译，是两种语言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露。翻译诗不是自己的创作，你的任务是传达别人已经写成的诗， 你的能力就是尽可能恰如其分地把原文表达得精确。恰如其分，这就是你的天地，或者说是你的领域，你的马只能在这片草原上驰骋。 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你把原作的好诗译坏了固然不好，同样，如果 一首语言不那么好的诗你改译成语言很好的诗，我认为也不必要。就是说，这首诗给该国读者所产生的感觉怎样，经你的翻译后给我国读者所产生的感觉要尽量近似，不过增，也不过减。并非没有后者的先例，象“牛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已是一种新的创作，不能完全算翻译，或者说取原意改写。我这么说，是否限制高手的再创造呢？不，我觉得，神韵的移植已经是一种再创造，完全没必要由译者进行新的构思或创造不同的意境。

诗歌译者的最高追求应该说就是这种神韵的移植，移植后给本国读者的感受和该国读者读原文感受近似。因此，在译一个诗人的诗时，要首先理解这个诗人的气质，他的情趣爱好，他观察生活的角度，他表达方式的习惯，这样就较容易理解原诗，自然地切入那种诗的情绪。

当然，这里也还有个译者的气质问题。诗歌的译者即使自己不写诗，至少也是诗的爱好者或鉴赏家，那么他的情趣要尽可能与原诗的作者有某些相通之处，即或不是完全一样。那么，译时就会引起情绪的波动，产生自然的流露。我觉得我译普希金和叶赛宁的诗比较顺手，因为我也写抒情诗，也许我抒情的内容和他们不一样， 但是在抒情的方式，在对生活、自然景色，社会风光的观察上可能 找到某些共鸣。这样、对一首诗的理解，就不仅是从字面上，而且是从内在的构思上，从抒情的发展中去把握它，从而攫取到了精髓。

从整休上去理解诗和从字面上抠诗是不一样的，前者能做到表面和内在都忠实，而后者只能把握皮毛而丢失灵魂。往往字面上的理解也是不准确的，因为生活的语言，诗的语言是比任何字典都要活泼得多。

我在《叶赛宁抒情诗选》后记中对译诗提出这样的想法：“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下大力气保持译诗在情调、韵味、风格等方面尽叫能和原作相似。比如原诗是明快的，不要译成晦涩的；同样，原诗是晦涩的，也不必译成明快的；原诗是长歌，不要译成短调；原诗的节奏短促、不要译成滞长；原诗凝重，不要译成舒展；原诗是民谣风，不要译成长短不齐的自由体；原诗的语言淸新，不要译得 沉闷：也就是说，给人的感觉情绪尽可能造成和读原诗差不多的境界。”这就是我理解并执行的翻译的忠实，这里面就有追求的艰苦和快乐。

在开始翻译前审视一首诗的时候，应该把这些要求放在相当的位置上。比如叶赛宁较多地写类似我国半格律的自由体，情绪往往较为深沉，但他不是每一首诗都如此，象早期的《头戴野菊编的花环》，这是民谣体，我以为就要用接近民谣体去译。象《一去不再来》，整首诗平静，忧郁， 要求一韵到底，如歌如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