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因为有差异，有异才需要译，没有异则无须翻译。所以说，翻译是架设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桥梁。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是更深层面上的文化转换。隐喻在古代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一直受到语言学家、哲学家、修辞学家的高度重视，现在它更是被看作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是人们认知事物、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巧妙使用，使人们认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无穷奥妙，因此隐喻成了文化底蕴的代表。由于各种文化之间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准确理解并成功翻译隐喻就成了文化交流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关于隐喻的翻译方法，刘重德在谈到如何处理毛泽东的论著《反对党八股》中比喻和隐喻翻译时，总结了四条方法：直译，转变喻体，意译以达到与源语言中喻体的统一，译音。
对同一原文中的隐喻，不同译者可能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这一方面取决于不同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不同译者对原语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有关。比如，在翻译中国文学巨著《红楼梦》过程中，杨宪益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民族文化尽可能多地传达给西方语者，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他采用的是异化于目的语文化的策略。即使同样是异化翻译法，也可以细分，如可细分为保留原文中的意象和寓意、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意象并加注释等。而霍克斯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译文更具可读性，更易于为西方读者接受，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归化于目的语文化的策略。同样是归化翻译法，归化策略也可细分为放弃源语文本中的意象，以意译其深层涵意、用译语中的意象取代源语中的意象和放弃源语中的意象和寓意等。翻译的目的不同，采取的翻译方法各异，正是两个译本显示出不同风格的关键所在。
日常翻译中千万不能忽略文化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只有通盘考虑，才能译出佳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也谈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意为“意思受思维支配，语言受意念支配”。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活动。研究翻译，当然要研究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模式，隐喻化思维模式是人们开拓认识范围、激活思维，促使语言产生变化，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触媒，翻译工作者不仅应当认识到隐喻化思维模式的存在，还应当下意识地培养这种思维模式，指导翻译实践，把“隐喻意识”当作一种“思维软件”去开发、利用，提高翻译的质量。
讲到隐喻的翻译，译者还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中隐喻的共性与个性。隐喻中的共性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在与自然界中各种恶劣环境的搏斗与调适中，尽管地域、文化、语言等各不相同，因为经历的共性，所以高度发达的思维也有许多共性，这就为翻译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基础。这些方面的共性范例在上面各章中都有论述。
隐喻中的个性是我们译者更应该关注但却至今仍然重视不够的地方。隐喻在不同文化模式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不同文化中的隐喻与其独特的国情、社会、政治、历史、价值观、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臭老九”、“铁饭碗”、“金饭碗”、“瓷饭碗”、“泥饭碗”、“下放”、“大锅饭”、“上山下乡”、“下海”等已为当代中国人所家喻户晓，但外国读者听到这些隐喻式表达法可能如坠云雾。对这些隐喻式表达法，译者不能直译，只能用变通手法，如意译法或直译加必要的解释等，将意思准确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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