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以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
凡是艺术,都不只是消极地反唤现实;艺术家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反映生活,说明生活,裁判生活。
在文学翻译中,也是这样,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而己。翻译家总是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来反映原作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并给予社会和审美评价。但是,翻译所反映的是原作中反映的社会生活,而原作者又是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来反映这一生活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就出现了译者的世界观和作者的世界观的矛盾,译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同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的矛盾。
这个问题曾经在翻译史上引起不少争论。例如,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就赞美蒲伯在翻译荷马时把诗中的粗鄙词句都改为文雅词句,而另一位翻译理论家阿诺德则指摘蒲伯把荷马美化了。于是就产生了在道德上是否应随原作沉浮的问题。泰特勒主张译者在道德上应当永远高出于原作者之上。而Rescommon 在一首《论译诗》(注)的诗篇中却说:
Your author always will be best advice;
Fall when he falls, and when he rises, rise,
(原作者永远是最好的指导;
他下沉时你也下沉,他上升时你也上升。)
这场争论当然没有结果。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主观意图的问题。翻译家即令不是有意地,也必然要无意地把自己的社会观和审美观的痕迹留在译文中。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译者的世界观和作者的世界观的矛盾,似乎永远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一矛盾却是可以解决的。
在我们看来,只有具有先进世界观的译者,才能把原作者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和规律性,真正客观而充分地揭示出来;只有具有先进世界观的译者才能把原作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真正客观而充分地发掘出来。换句话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先进的世界观,不但同原作者的世界观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是真正客观而充分地揭示原作者的世界观的条件。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学翻译事业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我们当然应该用最先进的世界观来处理文学翻译中的各种问题。这就是文学翻译中的思想性原则。
由于文学翻译是极其复杂的现象,思想性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表现形式,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它包含四个内容。
第一,我们的翻译家没有权利挑选、翻译和介绍内容反动腐朽、对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文学作品(为了研究目的时除外),而只能挑选、翻译并向国内外介绍对人民群众有益、确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理由无须多加说明。
第二,我们的翻译家应当应用自己的先进世界观,去认识和再现原作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微和规律性。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翻译家应当按照原作艺术意境的本来面目,如实加以再现,而不能给这一艺术意境蒙上一层非固有的社会或审美色彩。
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Bynner译为:
Where a yellow river climbs to the white clouds,
Near the one city-wall among ten-thousand-feet mountains,
A tartar under the willow is lamenting on his flute
That spring never blows to him through the Jade Pass.
原诗写塞外苦寒,译诗写一位鞑靼人为自已的命运悲叹,给原作中的艺术意境蒙上一层非固有的社会色彩。